而最讓我吃驚的一次發現，是安憶被聘為複旦大學客座教授，並要給中文係的學生做個係列講座，是學生的一項選修科目，她要重點地分析幾部世界名著。我不能想象安憶站在講台前侃侃而談，不是談十分鍾、二十分鍾，是一上午，是連續不斷的幾個課時，還要講授整整一學期。雖說認識安憶很久了，可我從來不覺得她還有口才，每逢開會，能不發言的，她總是退讓、推脫，必須要說，也總是三言兩語，說得又快又短，常常是臉一紅一紅，紅暈未褪，話已結束。幾乎沒看她有過滔滔不絕的時候，就是和她通電話，她也是急急忙忙把要說的事講完，便立刻撂電話：那就這樣吧。決不拖泥帶水。很吝惜話語的安憶，卻自告奮勇要給複旦的學生講一學期的課，她的表現會怎樣呢？先是聽王周生在電話裏激動地告訴我：安憶講得很棒啊！可我仍然無法對“很棒”具體化。不久，為感受“很棒”，我趕去複旦大學聽安憶講課，坐在第一排，像個好學生，目不轉睛地看著老師。講台上的安憶，又讓我驚詫了，她這樣不慌不忙地娓娓道來，沒有重複，沒有贅言，一句是一句，講到重點之處，或交代比較複雜的人物時，她輕盈地一轉身，在黑板上寫上幾個字，還畫出表現人物關係的圖表。那天，安憶給大學生分析勃朗特的小說《呼嘯山莊》，在講解這部小說時，她首先把《簡·愛》與《呼嘯山莊》進行了比較，這兩部小說都是寫愛與恨，但安憶的分析是：簡·愛與羅切斯特的愛情沒有超出我們一般人的經驗之上，而在那個狂風呼嘯、不見人跡的山莊裏所發生的愛與恨，它是一種永恒的力量，是一種與我們人類對峙的力量，安憶說：我為它命名了一句話。她把那句話一筆一畫寫到黑板上：“愛情消滅了肉體，同時愛情又化腐朽為神奇。”而在下課鈴聲響起時，安憶的結束語是：愛情具有心靈的特質，並在現實中可以使心靈超升。雖然，愛情故事很多，但是，能使我們在愛情之上看到神靈之境的，實在不可多得，而《呼嘯山莊》是一個。下課了，安憶從容地收拾講義，像個資深的老教師。印象中，她的講義是一本黃封麵的活頁簿。我仍呆呆地坐著，像在打量陌生人。聽了這一上午的課，安憶真的讓我感到陌生了，我使勁地問自己：她什麼時候鍛煉出這能力的？那一學期，安憶的這種講學能力發揮得淋漓盡致，在複旦大學名副其實地當了一回教授。當這個教授，也是很辛苦的，除了備課的辛苦，還有長途跋涉的辛苦，清早起來趕路，坐21路電車，再換乘5路公共汽車，橫穿一個城市。在那個年月，誰都不舍得“打的”，安憶也一樣克儉。
寫了以上“最吃驚”的發現，我心裏仍餘音繚繞，總覺得，對“安憶的發現”好像還沒寫完。而且，“新發現”就是近年的事。
四年前，《長恨歌》一脫稿，安憶便重重地病了一場。看她被疾病折磨得憔悴，我真是心疼。讀《長恨歌》，我隻感到那些細致到極點的文字，是安憶掰碎的心，對一條弄堂的描寫，就用了幾萬字的筆觸，細到對一顆落到地縫裏的西瓜籽都不放過。我想，她對這個世界的覺察實在太仔細，她對人情的體察實在太明白，她不病也得病啊。有天下午，她打電話給我，希望我去陪陪她，我馬上趕去。我們說了一會兒話，她累了，躺下了。我坐在床邊的一張藤椅上，靜靜地端詳她，她更清瘦了，身體微微蜷曲，顯得很孱弱、很無奈的樣子，我的心緊得像一張快撐破的紙，我愛莫能助啊，誰能幫得了她的心？但是，每當我的心出現問題的時候，安憶總會及時地拉我一把，有一些情景，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1988年夏天，我從北京調來上海工作，心裏很空，記憶中，那是個最酷熱的夏天。我和兒子一到上海，安憶和李章就請我們在靜安寺紅都電影院旁邊的一家西餐館吃飯，安憶沒說一句安慰的話，但是，和安憶夫婦、兒子團團地圍坐在圓桌旁，我空虛的心像突然降落到地麵，有了安全感。我和靜安寺大概是有緣的，不久，兒子在靜安寺的一所小學讀書，而安憶的家也在靜安寺附近。兒子小學畢業參加升學考，這是兒子成長中的第一個考驗，那天，安憶讓我等在她家，讓兒子中午來她家休息，她給我們做飯，並由李章推著自行車負責接送兒子。一晃，兒子初中畢業考高中了，我們已經搬到了浦東，遠遠地離開了靜安寺，但是，在兒子第三天考試一結束，安憶和李章已經趕到浦東要請請兒子……安憶對朋友的周到和體貼，不僅我有感受，我知道，史鐵生的病，讓安憶有多牽掛啊。而對待父母，安憶的心更重，買房子、搬家，她第一條原則，就是要離父母家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