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生於光緒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年三十二歲，娶餘氏，妾王氏，子三皆幼，邦人諸友痛國寶之殞憚生才之難相與追溯平生，述其行誼俾職老乘者有所考焉。若搜集遺文編次成軟尚有待於二三日君子同裏李盛鐸撰。
桂家嚨地處廬山北麓，憑高望遠，風景幽美，遠生之魂，可以安息。
遠生的摯友林誌鈞，每每念及與遠生的交往，就悲憤地說：“像遠生這樣一個人，無影無蹤的就算消滅了嗎？不，他雖然死了，而他的言論，他的精神，仿佛還是活潑潑的，何嚐是真死呢？”
林誌鈞決定把遠生所作的文字編輯成書，以作紀念。從遠生遇刺身亡的第二年，他就開始著手整理、搜集散落在各種報刊的遠生作品，整整花費了四年的時間。
由於遠生自己向來不留底稿，使林誌鈞困難重重。本來遠生出京後，家裏好像還留下報中抽剪的新聞日記一個本子，當時想不到他會死，也就不留意，事後要尋這一個本子，怎麼找也找不到了。在北京幾家報紙發表的文字，有的報館已經停辦，有些雖然沒有停辦，但他去查該報館的舊報，總是沒有。托他們轉尋別的舊報更不用說了。在上海尋覓舊報也頗困難，前前後後，他不知托了多少人，沒有一次達到目的。因此林誌鈞感歎：如果在別的國家的報館尋覓舊報決不會這麼困難。我們的社會，隻顧今日，不顧明日，所以報館出報也就出一天算一天。看報的人過眼也就扔了。大家都沒有保存的思想，短命的心理，不親切的人情就此也可見一斑了。
遠生的文字，除了報紙以外，還有替別人做的序文和寫給別人的信劄，可是到了要找的時候也都找不著。多虧了陳慎侯（承澤）替林誌鈞在上海借抄了時報、申報上的遠生通訊。梁漱溟給了他一篇遠生的信。後來又想法在北京找了些材料。林誌鈞最後遺憾地說：“恐怕找不到的還有不少，到如今我也沒本事再找了。”
林誌鈞從收集的遠生文字中認真選出約十成之六的文章，編輯成《遠生遺著》四卷。卷一為論說38篇；卷二為通訊51篇；卷三為通訊53篇；卷四共221篇，其中通訊53篇，時評18篇，雜文8篇。內容分為三類，即關於政治問題；關於新文藝；關於人生問題。
林誌鈞在為該書撰寫的序言中說，遠生的才具和性情，既不是政治家，又不是政客，也不是政治學者，隻因為他做了新聞記者，雖非政客、政治學者，也不能不談政治，這就是他多發政論的緣故。他的政論，全用評判的態度，根據的材料也很正確，絕不肯“信口開河”地亂說。他常常發感慨，以為新聞記者須有種種素養，須尊重彼此的人格，敘述一事要調查研究，恰如其分。他要做一篇通訊，拿起筆來寫，在他來說是一點不費腦力的事，所費力的，就是一一搜集材料，差不多要直接由本人得來的消息，和事主對證明白，才肯相信，才去評論。偶然也有聽錯了的話，得到真實消息後，立即更正。他對於職務的忠實，真有不可及的地方，這也是他人格表現之一端。他不說假話，不說空話，論人論事，實事求是，並不因為熟人氣味較近而帶著有色眼鏡。他對三大勢力的警告，絲毫沒有偏袒哪一黨的意思，是公平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