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生對財政、外交兩方麵記載尤多，因為他眼見俄蒙協議，中國喪失了外蒙古數千裏地，又看見西藏問題，英國的一切布置也是和俄國人一樣，再加上日本大隈的高壓政策，居然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下了哀的美敦書。經此一番蹂躪，中國的地位不知降了多少極。財政上就是元年公債，比款問題，銀行團問題，六萬萬兩大借款問題，七千五百萬兩墊款問題以及八厘公債案等等，鬧得滿天星鬥，說到財政兩個字，沒有不頭痛的。而袁氏的外交其實隻靠幾個外國顧問。所以財政外交都使他非常悲觀。當時他為這椿大事發了多少議論，隻可惜沒有分毫效果。他對袁氏個人的批評也極中肯，沒有極端的謾罵，但他極言民國必敗於袁氏之手。他說：“政局之日趨險惡，非他人為之，乃袁總統自為之。彼等及今而不改此度，則吾國運命可以二言定之，即瓦解於前清，而魚爛於袁總統而已。”他解剖袁的心理，推算將來的結果，竟成了一個預言家。
民國元年至四年，雖然很短的時期，然而實占我國現代史上極重要的部分。推翻幾千年的皇帝陛下，創行全亞洲全黃色人種所未曾試驗的民主政治，中間經過無數的波折及奇怪的黑幕。
歐洲新文化全從文藝複興時代發生，文藝是一切文化之母。因為時代的關係，遠生主張新文藝的時候，海內並無人繼之而起，而且剛剛發動這種思想，他就死了。如果他今日還在，豈不是文藝革命頭陣一個健將嗎？如果他沒有死，今日必變為新浪漫派的文學。他本是個極富於感情思想的人，又是觀察力最強的人，自然會與現代最新文藝潮流接近了。他對新文藝新思潮的議論和研究早在民國初年，其勇敢和創造力，真讓人佩服。
遠生最不幸的，就是回國早了幾年，受了惡社會的種種影響。到了他明白的時候，剛要翻轉身來，就被人家把他結果了，使他永遠沒機會發揮他悔悟以後的活力。我對這位死友特地多說幾句話，也正為動了這一種同情，實在替他可惜。他的致死原因，簡單地說，就是對某黨中之某部分人，一向太瞧不起，而自己又在北京混了多年，因為新聞業的關係，又有人要利用他。
遠生寫了這個黑暗的世界，自己卻不甘一輩子做了這個世界的人，但他還是知道不濟事，所以沒有分毫怨天尤人的念頭。
遠生沒有盧梭的膽力，又沒有托爾斯泰的宗教信仰，所以他格外苦。但他並非絕對的悲觀，一方麵感覺痛苦，另一方麵又好像有解決的希望，他說：“吾敢斷言，最後之光輝必燦爛而無極；吾敢斷言，一切所為，無非進步！”
梁啟超為《遠生遺著》題寫書名。民國十一年六月，該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捧著書，看著摯友那一篇篇熟悉的文字，林誌鈞深情地說：“這是我自己找出來的責任，自覺十分慎重，自信所選的作品都是有價值的，所刪去的文字，假如遠生忽然複活，站在我旁邊，看見刪的那些篇數，也會點頭認可的。”
民國十八年，該書再版。適逢遠生遇難十二周年。北京新聞學會專門召開紀念會，紛紛淚雨凝成一篇《遠生紀忌祭文》刊登在《新聞學刊》第一卷第四期：
光宣之間，公忽奮起，我舌猶存，雄心未已。公之記事，繪水繪聲，須眉畢現，影無遁形。公之批評，議論風生，筆撼山嶽，風雨滿城。公之文字，不脛而走，如飲醇醪，競稱可口。公之努力，徹始徹終，民國以後，學識益充，方期大聲疾呼，餉我報界，暮鼓晨鍾，藉作警戒。何圖洪憲禍起，逼公出亡，望斷大陸，萬裏投荒，正謂自由之邦，當堪托足，石取他山，可以攻玉。豈期警電飛來，白虹貫日，鬼物揶揄，聞之戰栗。埋骨異鄉，招魂未得，天道無知，可為太息。然而公雖西歸，精神猶在，文字有靈，馨香千載。後死同人，誓繼公誌，整我戈予，及鋒而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