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是剛去農場兩三天，一切很陌生。有一天夜裏，管教幹部喊他們起來，說是從蘭州來了一輛汽車被河裏的石頭擋住陷在河中，叫他們去把車拉回來。不料，回場部的時候，他快走到宿舍時，突然掉進一口沒遮攔的井裏，好險呐！幸虧他的兩手被井邊凸出來的兩塊磚托住，人們才把他拉了起來。他就覺得好像上帝有意把他托住了。
第二次是組長叫他背一塊門板過河，他顫巍巍地走上獨木橋，像走鋼絲一樣提心吊膽，剛到岸上就趴下了。越想越後怕。母親就他這麼一個兒子，小時候過獨木橋都是有人牽著走，哪見過這麼危險的橋呀！
第三次險情是，他外出勞動，在大漠中迷了路，轉呀轉呀，天黑了。遠遠看見一線燈光，正巧是個教室，門開著。他又餓又累，便走進教室蓋著麻袋睡在椅子上。一覺睡到天亮，趕緊回場部去。他在教室裏睡覺的時候，場裏的人說：“老黃可能叫狼吃了！”那個時候那個地方，右派分子的命不值錢喲！
黃席群幹不動活，發的饃就小。在離場部約摸十五六裏處翻地的時候，有個年輕人餓得荒，要他的饃。他就把自己惟一的小饃分給了他半個，自己餓著回來。排隊點名時他忽然暈倒在地，別人以為他死了。過了一會兒，他又爬起來了。他想起1937年武漢一位號稱“後知靈”的先生為他算命，說他以後會是“大樹落葉，不傷根木”。他卻沒當回事。
他是不幸的，又是幸運的。1959年7月，中央下達命令，要搶救高級知識分子。他和蘭州大學副校長陳時偉、西北民族學院蒙古史專家謝再善三人受到優惠政策的照顧，被調到幹部灶吃飯，叫他翻譯拖拉機的俄文說明書，看守圖書室。不久又調到酒泉城內的新生機械廠，叫他在技術室翻譯一本英文的科技手冊、寫簡報和黑板報，被評為一級工資，每月發32元，從中扣去夥食費。他對分配的工作都認真去幹，沒有抱怨。那個年代就叫國家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眾多的中國人都在挨餓，在農場勞動改造的人更慘。此時黃席群的妻子和女兒又從九江回到蘭州，七女兒黃嘉帶著麵餅去河西看他，讓她睡在女改造對象的宿舍裏，看見那裏的人們都用洗臉盆打飯。父親更加消瘦了。
拿工人的錢幹教授的事
1961年初，黃席群被調回蘭州，在甘肅農業大學文印室工作，一個月發給25元工資，夥食費吃掉12元。家道清貧倒也沒什麼，想不到的是不幸和悲傷又隨著夜霧向他襲來。1962年，與他風雨同舟養育了八個女兒八朵花的妻子在貧病交加中與世長辭。當時連火化的錢都沒有，總算向表弟盛彤笙借了200元為妻子辦後事。1965年，他最小的女兒黃佩高中畢業報考西北師範學院，但因試卷上蓋了“不宜錄取”的章子，讓她到世界風庫（安西）去插隊勞動，一呆就是8年。
1963年，西北師範學院外語係需要擴充師資，經黃席群的一位同事張素卿的推薦，學院派俞傑了解他的業務能力，讓他朗讀一篇英文課文，用英文寫一篇自我簡介。6月初他被調入西北師院外語係。試講時，他用流利的英語滔滔不絕地講了兩個小時，令旁聽者為之傾倒。係領導決定從下學期起，讓他教四年級的英語，每月發給生活費32元。他高興地說：“不給錢，我也為人民服務。”
當時他戴著右派分子和曆史反革命兩頂帽子，師院不好定職稱，就定為“雇傭教員”，每月工資32元。而這位雇傭教員講課極認真，深受學生愛戴。學院領導過意不去，就想法子不定期給他發些補助費。在一年半的時間陸續補助了400元，黨委書記打算每月發給120元，但省上不批。“人家拿工人的錢，幹教授的事。”隻好每月增加28元，共計60元。
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被關進“牛棚”。先是甘肅農大黨委把他曆史反革命的‘曆史’二字去掉，成了反革命。他隻能每天向毛主席早請示晚彙報，懺悔自己罪該萬死，死有餘辜！六女兒黃雯有一次給他買來一小包水果糖，他怕紅衛兵查房時查出來，不敢吃，隻好扔到廁所裏去了。因為他看到有人用不好的煙盒裝高級紙煙，被查出來，挨批鬥。有一天夜裏，他大喊大哭，驚醒同屋的人。第二天上麵要他老實交代，昨夜為什麼哭？他謊稱：“做夢回到了四川老家，被一隻大老鼠咬了我的耳朵。”
從1969年11月到1978年8月，他被下放到西北師院靖遠分校勞動了8年零9個月。他的每年年終的思想彙報上都寫著“不摘帽子，死不瞑目。”年年評審，年年表現好，卻年年不見摘帽子。
然而，摘帽子的一天終於來到，來得很突然很徹底，完全出乎人們的意料。那就是1979年中共中央作出決定，所有的右派分子一律改正。從此他開始了新的生活。
像個很久沒有喝過水的人
20世紀30年代初，黃席群上廬山教書，遇到一位名叫何降生的華僑，為他批了一本子，結論是四個字：“晚景尤濃”。到70年代末，他想起了這四個字，覺得還靈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