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2月9日，毛澤東在致黎錦熙的信中，又提到了《論語》：“昔者聖人之自衛其生也，魚餒肉敗則不食，《鄉黨》一篇載之詳矣，“《論語·鄉黨》中的原文是這樣的：“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而，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得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看來，《論語》中的一番飲食之道引起了毛澤東的興趣。1917年4月1日發表在《新青年》上的毛澤東的《體育之研究》中，也談到了《論語》中講的養生之道：“有聖人者出，於是乎有禮，飲食起居皆有節度。故‘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食而謁，魚餒而敗，不食’；‘射於矍之圃，蓋觀者如牆堵焉’。……仲尼取資本射禦。”
可以講，學生時代的毛澤東對孔子和《論語》基本是采取一種學習、接受的態度。隻是在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新青年》的影響下，他才走上了一條激烈的反孔道路。他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批駁尊孔的言論，批判孔學思想專製的弊害，當然，這已經超過了他對《論語》的評點，而轉到社會文化政治的層麵上了。
1920年4月，毛澤東從北京去上海的途中，曾中途下車，到曲阜遊覽了孔子的陵廟和故居，雖然這時他已經進一步接觸了馬克思主義。他後來同斯諾談到這次孔子故鄉之行時說：“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條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鎮。在有曆史意義的孔廟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樹，相信是孔子栽種的，我也看到了。我還在孔子的一個著名弟子顏回住過的河邊停留了一下，並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這表明，他不是一般的參觀旅遊，而是帶著傾慕之心的。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後，雖然馬列主義成為毛澤東觀察形勢決定政策的指導理論。但他並沒有忘記孔夫子，沒有忘記《論語》。
1930年在《反對資本主義》一文中，毛澤東指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邁開你的雙腳，到你的工作範圍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學習孔夫子的“每事問”，任憑什麼才力小也能解決問題，因為你未出門時腦子是空的，歸來時腦子已經不是空的了，已經載來了解決問題的各種必要材料，問題就是這樣子解決了。”“每事問”，見《論語·八佾》。表現孔子對周公、周禮的尊敬和謹慎的態度。同時也體現孔子重視多見多聞，虛心請教。
毛澤東在《反對資本主義》一文中主要是取後一個意思，把“每事問”當做一種值得提倡的工作方法、工作態度與精神，以此來說明解決問題必須重視調查研究。
1942年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談到“孔夫子提倡‘再思’”。孔子說的學習態度，“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要“不恥下問”；要“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等等。《論語》中的話，毛澤東在文章和講話中是常常引用的。縱觀毛澤東的著作，對《論語》等孔孟儒家學說有許多肯定的引證，也有必要的批判，采取的是一種馬克思主義曆史主義的態度。
共產黨人，馬克思主義者如何對待本民族的曆史遺產，這是毛澤東所要麵對的問題，在前麵引用的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所講的一番話，是他1938年在六中全會上作的政治報告中所做的回答。毛澤東充分地肯定了傳統的曆史價值和現實意義。這裏雖然沒有點《論語》的名，但作為集中反映孔子的思想與言行的這部儒學經典，無疑作為珍貴的遺產，是占有特殊的位置，是有特殊的意義與價值的。
《論語》中有一句名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毛澤東認為：“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麵加了一句‘實不明則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認實為根本的話，那孔子就不是觀念論了，然而事實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體係是觀念論；但作為片麵真理則是對的，一切觀念論都有其片麵真理，孔子也是一樣。”
“中庸”是孔子哲學的重要範疇。毛澤東認為朱熹在《四書集注·中庸》中的相關的一段注文基本上是對的，他在信中引了這段注文：“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大小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他進而又結合現實分析道：
“說這個事物已經不是這種形態而進到別種狀態了，這就是別一種質，就是‘過’或‘左’傾了。說這個事物還停止在原來狀態並無發展，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滯，是守舊頑固，是右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觀念沒有這種發展的思想，乃是排斥異端樹立己說的意思為多，然而是從量上去找出與確定質而反對‘左’右傾則是無疑的。”他稱這“是孔子的一大發現，一大功績，是哲學的重要範疇，值得很好地解釋一番”。
此後在讀艾思奇《哲學選輯》時，毛澤東對孔子的“中庸”問題又寫下了一段批注，更加準確地剖析了孔子哲學“中庸”的實質。他寫道：“中庸思想本來有折衷主義的成分，它是反對廢止剝削又反對過分剝削的折衷主義，是孔子主義即儒家思想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