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形成道所要求的優良品質和道德修養呢？《中庸》繼承孟子思想，強調“誠”對於修道的重要意義。
“誠”可以說是《中庸》的核心範疇。它即包涵有主體道德行為的主動性和真誠執著的意思，又包涵有道德為達到高度自覺境界的意思。《中庸》講，“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謀，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周執之者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通過對誠的道德實踐的闡發，《中庸》強調指出了誠之對於天人關係的重要意義。《中庸》說：“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成己，仁也；誠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又說：“唯天下至城，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讚天地之化育；可以讚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為達到“至誠”的境界《中庸》十分強調所謂“誠之”，即主體道德行為的主動精神。《中庸》講“至誠無息”、“擇善固執”。強調“誠身”、“誠其意”。並指出“誠身有道”，而這個道既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而要實行此道則應“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辯，辯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而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要求人們以千百倍的努力和工夫去體認和實踐“天道”，以求達到合“道”的境界。
《中庸》認為，修道要達到的最高標準就是“中和”。《中庸》說，“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封建社會的五倫關係，道德標準之“不行”、“不明”，蓋在於人們的認識和行為出現或“過”或“不及”的偏差，它要求人們不要太“過”也不要“不及”，而要追求所謂“中”。
由上述《中庸》的基本內容可以看出，它完全以人的道德修養為主旨，著重對內在人性心靈的形而上的開掘。並以主觀內在的道德修為為決定性的關鍵環節，貫通了先驗本體與情感心理，“天道”與“人道”，客觀的外在運動與主觀的內在修養，從而將個體內在修養與外在的“治國”、“平天下”統一起來，形成一種以“修身為本”，以個人的道德品質為本原的決定性因素的世界觀和政治倫理觀。這顯然是對原始儒學德治主義或人治主義的政治倫理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正因為《中庸》以內在心性的探討和開掘為其基本特征，所以受到後世理學的高度重視和推崇，被視為儒家的精義所在，成為後世理學的理論先驅。《中庸》因此便由秦漢之際儒學學者的眾多著作中的一篇論文，而被提升到儒家經典的地位，不僅成為封建社會知識分子必讀之書，而且也是後世儒家思想研究的一部基本文獻之一。
【毛澤東評點】
仆讀《中庸》，日博學之。朱子補《大學》，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至乎其極。表裏精粗無不到，全體大用無不用矣。其上孔子之言，謂博學於文，孟子日博學而詳說，竊以為是天經地義，學者之所宜遵循。
——摘自毛澤東1915年致蕭子升信（見《毛澤東早期文稿》第2版，第21頁）。
【鑒賞】
1914年春至1918年夏，毛澤東就讀於湖南省立第一師範。
這四年半的時間，是毛澤東求學精進的歲月，是毛澤東一生中一個很重要的階段。在這一階段，他致力於奠定其政治思想文化基礎，探求人生和救國的根本道理。通過大量的讀書活動、理論活動和實踐活動，形成了他早期的政治思想、哲學倫理思想和文化觀。
在讀書學習的過程中，毛澤東不僅目的明確，認真刻苦，而且勤於鑽研治學讀書的方法。在一師學習期間，他十分注意就治學問題向當時任教於該校的湖南學界名流如徐特立、楊昌濟、黎錦熙等先生請教，聆聽教誨，學到了許多讀書治學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