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向各位老師學習治學方法之外，毛澤東還經常與同學朋友探討治學的態度和方法問題。羅章龍曾回憶毛澤東與他探討治學問題的情形，他說：潤之與我在定王台交談，“最主要是治學問題。因為教育製度不好，治學在青年中是個難題。”“他強調原因是學用不符，讀書與社會實踐脫節，這就是重大問題。”（《回憶新民學會》）這期間，毛澤東在與同學和朋友的通信中，也大量地討論讀書治學的問題。
經過堅持不懈的追求和探索，毛澤東逐漸形成了一整套治學方法，使其治學過程呈現出鮮明的個性特征。這反映在這一時期他的一些文章和書信中。在這些文章和書信中，毛澤東對其治學方法進行了許多精彩的表述。尤其是他對治學過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些矛盾關係，如“學”與“問”、“自學”與“共學”、“博”與“約”、“通”與“專”、“精”與“粗”等關係的體認和闡述，更顯其獨特之處。
1915年9月6日，毛澤東就“博”與“約”，“通”與“專”的關係，在致蕭子升的信中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仆讀《中庸》，曰博學之，朱子補《大學》，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固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至乎其極。表裏精粗無不利，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其上孔子之言，謂博學於文，孟子日博學而詳說，竊以為是天經地義，學者之所宜遵循。”
《中庸》講：“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中庸》認為，作為道德修養境界的“誠”是天賦予人的，努力追求“誠”是人生目標，要實現這一目標，就須做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這樣，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便成為主體意識修養的方法和過程。通過博學深思，增廣知識，提高主體素養，以臻理想的道德境界。《中庸》所倡言的這一修身治學之道，對於正在為尋求濟民救世之真理而如饑似渴、精進不已地追求知識的毛澤東來說，自然有很大的啟迪作用，因此深受毛澤東的推崇。
這封信所言朱子補《大學》諸語，是指朱熹《大學章句》補傳五章裏“釋格物致知之義”一段。《大學》講：“古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論述了儒家“修齊治平”之間的相互關係。“格物致知”屬“修身”的範疇，是儒家學說的一個重要的認識論命題，也是儒家的為學之道。然而對這一命題的涵義的理解曆來不一。根據朱熹的理解，“格物”就是即物窮其理，“致知”就是充廣知識。“格物致知”也即通過努力窮究事物之理，而擴展、充廣、豐富主體的知識。
朱熹在補傳中說：“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究其理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固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毛澤東在信中引用朱熹的話，表明他讚同朱熹所闡揚的儒家為學之道，強調要獲得真知，就必須廣泛深入地學習探究，辨別事物表裏精粗，窮盡事物之理，而治學以博，不僅在求知，更在提升心性境界，即如他在這封信中所言：“為學奚似乎是？”
是須有條理，有秩序，舉之則無以為條理秩序，以姱吾心而繕吾性，為學之道孰大焉。“毛澤東接下來所引孔子“博學於文”語，出自《論語·雍也》：“君子博學於久，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意思是說，君子要廣泛地學習古之賢人聖哲所遺之文獻，並以禮自我規約，如此亦可不違於道。另引孟子“博學而詳說”之語，見於《孟子·離婁下》：“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意即廣泛地學習，詳盡地解說。目的是要融會貫通，而後再來簡明扼要地闡發大義。在上麵的廣征博引之後，毛澤東得出結論，認為博學的方法，是天經地義的，是讀書人應該遵循的為學之道。
1958年在天津郊區視察毛澤東引證《中庸》、《大學·章句》、《論語》以及《孟子》的有關論述，意在說明其博學的主張是見證於古之聖賢的，從而強調“博學”的必要性，並使其觀點具有更強的說服力。而在此，我們也可看到毛澤東嚴謹認真的治學態度。
在處理治學“博”與“約”、“通”與“專”的關係上，毛澤東認為，“博”、“通”與“約”、“專”是相輔相成的，由博返約，由通而專，沒有廣博宏厚的知識積累，便很難對學問有精深的造詣。在給另一位朋友的信中，毛澤東指出：“為學之道，先博而後約，先中而後西，先普通而後專門。”（《給湘生的信》1915年6月25日）在他看來，這是治學的規律。因此，毛澤東十分強調知識的拓展和積累，認為隻有鍥而不舍，持之以恒，不斷地豐富自己的知識，奠定厚實的學問基礎，才會有所創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