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毛澤東對博學之於心性修養和治學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深刻的體認和理解，因此，博覽群書、廣泛涉獵、精進不已便成為青年時期毛澤東讀書生活的一個最顯著的特點。從國學到西學，從曆史典籍到新潮學術，從人文、社會科學到自然科學，毛澤東幾乎都有所涉獵。正像他與黎錦熙的信中所說：“我對於學問，尚無專究某一種的意思，想用輻射的辦法，門門涉獵一下，頗覺常識不具，難語專攻，集攏常識，加以條貫，便易達到深湛。”
在治學的過程中堅持博學的方法，不僅體現了青年毛澤東求知的特點，而且貫穿了毛澤東終生的讀書生涯。後來，無論在戎馬倥傯的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建設年代，以至在生命的最後歲月裏，博覽群書一直是毛澤東的興趣所在，也是其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項內容。這對毛澤東一生的心靈曆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這封信是目前所能見到的毛澤東談及《中庸》的最早文字，實際上毛澤東早在幼年就開始讀《中庸》了。毛澤東後來曾談到他幼年讀“四書”、“五經”的情形。1936年，他在保定接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時說：“我八歲那年開始在本地一個小學堂讀書，一直讀到十三歲。早晚我到地裏幹活。白天我讀孔夫子的《論語》和“四書”。1962年8月在北戴河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又談及這一點，他說：“我過去讀過孔夫子的書，讀了‘四書’、‘五經’，讀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中庸》為“四書”之一，毛澤東讀“四書”自然包括《中庸》在內了。
成年之後，毛澤東重新研讀《中庸》，並多有心得，對該書的認識和理解越來越深入、精辟。如在其1917年所著《體育之研究》以及《毛澤東選集》中，《中庸》一書曾被多次引用，並對其中的一些觀點進行了評析。而最引人注意的，則是他對該書所闡發的“中庸”思想的理解和評說。
1939年2月20日毛澤東在致張聞天的信中針對陳伯達《孔子的哲學思想》一書中關於“中庸”的解釋，闡明自己的觀點。
陳伯達認為：“孔子在認識上曾有關於‘質’的發現。
孔子說：‘過猶不及’。這就是說，一定的‘質’就是含有一定的‘量’的，是包含在一定的‘量’之中、‘過’了一定的‘量’，或者‘不及’一定的‘量’，就都是不合於一定的‘質’。這‘質’用孔子的話來說，就是所謂‘中庸’。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關於這‘過猶不及’之‘質’的發現，這是孔子在中國哲學史上一個很大的功績。”對此，毛澤東指出：“伯達的解釋是對的，但是不足的。‘過猶不及’是兩條戰線鬥爭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學，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兩條戰線鬥爭，去肯定事物與概念的相對安定的質。
‘一定的質含有一定的量’（不如說‘一定的質被包含於一定的量之中’）是對的，但重要的是從事物的量中去找出並確定那一定的質，為之設立界限，使之區別於其他異質，作兩條路線鬥爭的目的在此。”接下來毛澤東從他對《中庸》“執其兩端而用其中”的理解議論開去，認為“兩端”“即是指‘過’與‘不及’。
‘過’的即是‘左’的東西，‘不及’的即是‘右’的東西。依照現在我們的觀點說來，過與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時間與空間中運動，當其發展到一定狀態時，應從量的關係上找出與確定其一定的質，這就是‘中’或‘中庸’，或‘時中’。說這個事物已經不是這種狀態而進到別種狀態了，這就是別一種質，就是‘過’或‘左傾’了。說這個事物還停止原來狀態無發展，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滯，是守舊頑固，是‘右傾’，是‘不及’。
孔子的中庸觀念沒有這種發展的思想，乃是排斥異端樹立已說的意思為多。然而是從量上去找出與確定質而反對‘左’傾則是無疑的。這個思想的確為伯達所說，是對孔子的一大發現，一大功績，是哲學的重要範疇，值得很好地解釋一番。”
中庸，是儒家思想學說的一個重要範疇。中，有中正、中和、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等義；庸，有平常，常道、用等義。
孔子最早把中與庸合稱，使用中庸一詞。《論語·庸也》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這即是說，“中庸”作為一種道德標準，它是一個最佳尺度。中庸之道所要求的就是，人在日常的立身行事中，應隨時合乎中道，不偏不倚，不乖不戾，以達到中正平和的境界。這正是朱子《中庸章句》釋中庸所言：“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兩常行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論語·先進》載：“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
‘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師即子張，商即子夏，都是孔門弟子。兩人除喪後，去見孔子，都彈了琴。子張顯得快樂過分，子夏則是顯得餘哀未盡。
二者比較是不是過分要好一些？孔子指出，“過猶不及”，即過分與未達到是一樣的，二者都不足取。因為在他看來，無論子張或子夏，都未能依中道而行，合乎“中庸”這個最佳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