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毛澤東在韶山的懷抱裏，勞動，讀書，身體一天天發育起來，心靈也受到了教益和啟迪，救國救民的誌向在他的腦海中萌發著，滋長著。
在私塾裏，毛澤東開始接觸時事，讀了一些時務論策文章和進步書籍。13歲到15歲，輟學在家勞動時，他又閱讀了清末改良主義者鄭觀應的名著《盛世危言》。在這本書裏，作者指出中國積弱不振的原因，在於缺乏西方的器械，提出中國也應有鐵路、電話、電報、輪船。他批評當時的頑固派泥古不化，保守愚昧，受製於人；指責當時的洋務派隻學習西方技術而不從事本國的政治改革，是“還其體而求其用”。他主張變革，以抵禦外侮，要求設立議院，廣辦學校，發展工商業，與外國資本主義進行商戰，以抵製侵略，挽回權利。
與此同時，毛澤東還讀了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該書對外國侵略和清政府腐敗表示不滿，並提出一些富國強兵的主張。
這些書中所迸發出來的拯救中國、改造中國、振興中國的思想火花，深深地吸引著毛澤東。毛澤東十分喜歡這種書。他覺得這比“四書五經”現實得多，有用得多。
當時，韶山有一位剛從外地回來的教師，名叫李漱清，曾就讀於湘潭師範和法政專門學校，是個“維新派”，他反對迷信，提倡搬掉佛像，興辦學校，把廟宇改成學堂，把廟產用作學校的經費。在封建意識濃厚、風氣閉塞落後的韶山，李漱清的主張在當地引起軒然大波，被視為異端邪說而遭到議論紛紛。鄉親們都猛烈地抨擊他，反對他。
毛澤東沒有在大多數人對舊文化習俗反叛者的非議麵前人雲亦雲，而是對處於孤軍作戰境地的李漱清的主張和膽識心存敬佩。30年後，毛澤東在延安憶及此事時這樣說：“對我有影響的事，是本地小學來了一位‘激進’的教師。所謂‘激進’，是因為他反對拜佛，想擺脫神佛，他呼籲人們把廟宇改成學校。他是一個頗受關注，被人議論的人物。我敬慕他，同意他的觀點。”
毛家上屋場和李漱清的陳家橋上屋場相距三裏多路。一天，毛澤東專程來到李漱清家，向他求教。李漱清深受感動。他從毛澤東的言談中得知這是一位很有培養前途的少年，隻可惜在韶山這樣閉塞的地方，還有個保守的父親，耽誤了他的前程。於是，他便同情地對毛澤東說：“從今以後，你勞動之餘，隻要有時間，便到我這裏來讀書習文，我這裏有好多湘潭帶來的新書，你想看什麼，盡管來挑！”
從此，李漱清便收下了毛澤東這位好學的半耕半讀的學生，毛澤東經常到李漱清那兒請教、借書。李漱清向少年毛澤東講述愛國和做人的道理，熱情地向他推介多種進步書報。毛澤東白天勞作，整天沒有一點空閑，晚上還要幫父親算賬，常常忙到深夜。他從李漱清那兒借來的書，隻能“束之高閣”了。他為此非常苦惱，常常深夜等父親睡了，悄悄去找李漱清“訴苦”，但李漱清也愛莫能助。毛澤東每次到他家去，他都給毛澤東講解《顏氏家訓》及古人刻苦讀書的故事，要毛澤東“知難而進”，告訴他“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
這時，毛澤東讀了一本《論中國有瓜分之危險》的小冊子。這本書裏講到日本侵占朝鮮、台灣和法國侵占越南、緬甸的經過和情況，揭示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狼子野心。讀了這本書，少年毛澤東心情沉重，深深地為國家的前途和命運而擔憂。他開始意識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本小冊子的第一句話——“嗚呼，中國其雲亡矣!”深深地刻在了他幼小的心靈上，幾十年後都不曾淡忘。他開始把自己的前途和國家的命運聯係在一起了。
這時，毛澤東又結識了另一位老師賀嵐岡。毛澤東是怎樣認識賀嵐岡的呢？原來毛澤東的族叔毛福軒是賀嵐岡的親侄女婿。毛澤東又與毛福軒極其投緣，平日交往很多。毛福軒與毛澤東一起閑聊時，不免聊起讀過的賀嵐岡撰寫的一些詩文，特別是賀嵐岡撰寫的《革命篇》和《教育篇》，都是毛福軒很讚賞的文章。那時的毛澤東雖然讀過幾年私塾，但讀的都是孔孟的經書。於是，他興致勃勃地借讀了賀嵐岡撰寫的《革命篇》、《教育篇》兩篇文章。這使少年毛澤東茅塞頓開，耳目為之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