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1960年考入北京師範學院的。不管是從中學，還是上大學，他都是靠國家的助學金完成學業的。那時的助學金每個月8元錢，一個月的生活費僅花6元錢，還餘2元錢的零花錢。每當回憶起這8元錢的助學金，李金海便覺得溫暖無比，因為這上邊沾有共和國的體溫。
而現在的助學金標準形同虛設，每個月最高標準才14元。14元僅相當一盒香煙的價錢，僅能買十根冰棍，和五六十年代的8元錢相比，隻能說是聊勝於無了。但是它卻寒了多少貧窮孩子的心……
李金海還想起一個學生叫司鳳霞。他的父親是當年的插隊知青。因為回城太晚的緣故，家庭生活狀況很差。然而司鳳霞是個要強的孩子，從上小學一年級開始，年年都考全班第一，可是上到初中畢業，就要考高中的時候，她的爸爸卻不讓她繼續上學了。
因為家裏沒有錢。
司鳳霞哭著說：我要上高中！我要上大學！
父親流著淚對女兒說：孩子，別上了，你爸沒能耐呀……父女倆抱頭痛哭。
其父找到李金海說，我們這一代上山下鄉，什麼苦都受了，就是受不了再讓孩子跟著受連累，李校長，求求您圓了孩子的上學夢吧！為了孩子我給您下跪啦……
李金海眼前晃動著貧困學生家長的身影。他們大都是正直和善良的。他們給了孩子好的品德，給了孩子直麵人生的勇氣，給了他們適應艱苦生活的能力和頑強拚搏的意誌，這是一個優秀人才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由於種種原因，學校——即使再優中選優的學校也很難完成這種素質教育，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家長們對國家的貢獻。可是，這些家長們在現實中卻是物質的匱乏者，是生活的失敗者，他們沒有能力供養自己的孩子完成高等教育。這樣一來，這些智商頗高、性格堅忍的學生就會被屏障隔在我們的教育體係之外……
李金海覺得不能再坐視不管了，應該緊急行動起來，去救助那些孤立無援的窮苦學生——品學兼優的窮苦學生。於是，一場宏誌行動拉開了序幕……
李金海在校辦公會議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在學校經費裏，每年擠出10萬元，辦一個高中特困生班。這個特困生班的標準是，家庭人均收入200元以下，中考成績優秀的學生方具備報考資格。
一石激起千層浪。
辦特困生班的建議引來全校大多數老師的由衷稱讚。人們又一次把敬佩的目光灑向李金海——這是一個善良的人，一個有崇高理想的人，一個有事業心和責任感的人，然而又是一個異想天開的人。
在當下金錢說了算的潮流裏，這種烏托邦式的理想主義者成功幾人？本來教學經費就少得可憐，現在又要增加一個特困班，衣食住行學習費用全要無償供給，僧多粥少，若影響全校的正常運轉怎麼辦？你把全市的優秀苦孩子集中到一起，是不是變相收集高分學生？特困生家庭在北京畢竟是極少數，你這樣大呼小叫，什麼意思，是不是讓人說你想給首都抹黑？
擔心的人往往都是最了解李金海的人。他是說一不二的人，一旦決定，則義無反顧，然而這是件容易的事嗎？
朋友們都勸，在現今的社會條件和辦學條件下，你的想法超前了，或許再等三年五年，到那時沒準能行呢？
可是李金海卻無論如何也等不及了。
他開始奔走在區教育局、市教育局和市委市政府和有關單位，奔走在學校和社會之間，把自己的想法告訴每一個人。
李金海自述：
學生的成長是有階段的。就像莊稼的生長一樣，發芽、拔節、抽穗、成熟，都有農時和節氣管著，過了農時，就會影響莊稼的產量。學生的世界觀形成，主要在初、高中階段，這個階段的教育是刻不容緩的。比如狼孩，他正在學直立行走的時刻，被狼叼走了兩年，他和狼們生活在一起，於是他就具備了狼性，每天爬著行。即使後來他回到了人類世界，因為他過了這個階段，他仍不能直立行走。
我是讚成希望工程的，但在城市裏開展救助特困生的行動，比希望工程的效率更直接，更簡潔。來學習的都是中考後挑選的品學兼優的學生，他考上了重點中學，卻因經濟困難而被擋在了校門之外，如果在這個時候施以援手，他們就會知恩圖報，誰幫助他他就會跟誰走。黨和國家關心他，他就會跟黨和國家一條心。這是投入最少，收效甚大的一步棋。在通常情況下，三年之後就可以見分曉，他的思想已基本形成，世界觀也基本固定了。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也有貧困學校，貧民子弟得到救助也會完成學業。但若是他們想上重點學校則根本不可能。而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社會製度優越性決定了應該比它們做得好……
李金海四處遊說，感動了許多人。區委、市委、市政府的領導知道廣渠門中學要辦特困生班，都覺得這是一件大事。一位市委領導還給這個班起了個響亮的名字：宏誌班，意味著立宏大誌向。由於市領導的全力支持，宏誌班終於問世了。
宏誌班開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