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廬隱著筆於新女性，寫出了她們出走後的際遇和哀傷，淩叔華則落筆於舊閨秀的生活，寫出她們與時代隔絕和因此遭遇的種種尷尬。有論者說淩叔華是站在愛情之外來講愛情的。以前的女作家多是將自己置身於愛情之中來體會愛情，獨淩叔華能站在高處俯首觀察，看看愛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1925年寫作的《繡枕》的故事情節很簡單，一位長相秀美，手藝精巧的大小姐大熱天趕繡一對靠枕，仆人張媽誇她活兒好，說送到白總長家，會有許多客人來提親，尤其提及白總長有個才20多歲的少爺。兩年過去了，“大小姐還在深閨做針線活”，張媽的女兒說自己一對繡工極好的枕頭頂兒，是從一對大靠枕上剪下來的。原來正是大小姐所繡，送入白總長家當晚便被喝醉酒的食客們吐髒了一隻，另一隻被打牌的人擠到地上當腳踏使，白總長的少爺當時把它們賞給了傭人們。
女孩在深閨刺繡，社會和時代被隔絕於外。她有許多仆人，卻不是自己命運的主人。她的人生價值取決於嫁給什麼樣的人，而嫁好或賴，完全由他人決定。大小姐為了讓求聘者滿意，認真繡好靠枕，“光是那隻鳥已經用了三四十樣線”，“那鳥冠子曾拆了又繡，足足三次，一次是汗汙了嫩黃色的線，繡完才發現；以此是配錯了石綠的線，晚上認錯了色；末一次記不清了。那荷花瓣上的嫩荷色的線她洗完手都不敢拿，還得用爽身粉擦了手，再繡。荷葉太大塊，更難繡，用一樣綠色太板滯，足足配了十二色綠線。”張媽那女兒想來看，也不讓，嫌她髒，會汙了繡活兒。她夜裏做夢也覺得自己嫁到了白家。這段夢暴露不愛言語的大小姐的等待心理，她認真繡就是為了出嫁。“待字閨中”，通過靠枕的不幸遭遇，暗示“待字”的愚蠢可悲。
張媽在談及大小姐時說：“我從前聽人家說故事說那頭麵長得俊的小姐，一定也是聰明靈巧的，我想這是說書人信嘴編的，哪知道就真有。這樣一個水蔥似的小姐，還會這一手活計！”這一段話的精妙之處將大小姐和她的繡品並置在一起，有著共同的特點，並暗示它們可能有相似的結局。大小姐努力刺繡隻是為了將來嫁一個好人家，這是傳統中指定給女性的角色。她自己就是一個被欣賞被享用的物品。為了被富貴人家選中，她不辭勞苦製造出另一件物品來推銷自己。作家越是寫她在繡花時的精致用心，越是與繡品被毀棄的結局形成強烈的反差。作為傳統命運中的被動等待的女性，她的不幸與犧牲是悄寂無聲的。
《吃茶》中芳影正當芳菲年華，常“幽閨自憐”，“如此年華如此貌，為誰修飾為誰容？”同學淑貞的哥哥王先生留學歸來，一起看電影，王先生殷勤有加，為她揀掉在地上的手帕，用心翻譯電影中的愛情詞句，為她披衣，扶她上車，令芳影不勝回想。三人一起逛公園，“處處都對她用心”，前後奔忙。芳影掉進了幻想中，弄得茶飯不思，諸事無心，一念隻在王先生身上。一周後終於收到王先生來信，是張請帖，說他將於某日舉行婚禮，恭請光臨。文化變遷時閨秀的尷尬。信息的誤讀。既有文化接收上的遲鈍與誤會，也有因缺乏經驗而受情感欺騙的不幸。作者善於揶揄，芳影“正在很懊喪地垂淚”，被邀做伴娘，隻有“你的身材和新娘子配起來很好。”《茶會以後》，阿英阿珠姐妹由待字閨中到待字社交場合中，比芳影懂得多了些，但對新的人際關係、愛情、個人意誌都不甚了了，表示了種種看不慣。淩淑華用新文化眼光關照出這些閨秀的古板陳舊，孤陋寡聞，不合時宜。正好與廬隱小說中的新女性相互映照，構成了五四時代女性生活的兩個側麵，照出了一段正在終結的曆史。
二、叛逆的絕叫：丁玲
丁玲（1904-1986）原名蔣冰之，生於湖南臨澧，仕宦之家，幼年喪父，由寡母撫養。1924年到北京，求學不成，過著貧苦寂寞的生活。1927年開始寫作，1928年到上海，與胡也頻、沈從文一起出版《紅黑》《人間》月刊。1930年加入左聯，主編《北鬥》雜誌，1927年發表《夢珂》，描寫一個敗落的封建家庭女兒闖入社會後陷入絕境的故事。她的《夢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記》的發表：“便好似在這死寂的文壇上，拋下一顆炸彈一樣，大家不免為她的題材所震驚了。”到1929年末，共寫作十四篇短篇小說，收在《在黑暗中》《自殺日記》《一個女人》集子裏。1933年被特務綁架，在南京關押三年多，1936年出獄後去延安，成為第一個革命女性作家，後有短篇小說《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等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