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霞村的時候》寫到一個特殊的話題，一個被迫當了日本慰安婦但同時又為遊擊隊送了許多有價值情報的女性貞貞的悲劇命運。她不但身體倍受摧殘，回到村裏又被村莊裏的鄉親們所嫌棄、鄙視。小說從“我”到霞村去休養的第一天寫起，很奇怪的是村裏一個人也沒有，見到人之後，這些人的表現也很奇怪，老在很認真地低聲議論著什麼，而且人們簇擁著在圍觀什麼，帶點懸疑色彩的，作家一直把這個懸念到小說中段才揭開謎底，原來貞貞回來了。有人同情她，“我們女人真作孽啊。”有人敬佩她：“想不到她才了不起呢。”有人鄙視她：“聽說病得連鼻子也沒有了，那是給鬼子糟蹋得呀。虧她有臉麵回家來，真是她爹劉福生的報應。”在這樣多個敘述中，一個女性的悲劇故事漸漸顯露出了全部內容：十七歲的貞貞與村裏的青年夏大寶相愛，貞貞父母嫌他家窮，要把貞貞許配給米鋪老板做填房，貞貞反對無效後，到天主教堂要求作修女，此時日本人打進霞村，糟蹋了她。之後她被遊擊隊派到日本人那裏去收集情報。一年多裏她染上了極重的性病，這次就是回來看看家人和治病的。小說在這樣的敘述裏塑造了一個極具個性的女性形象。作者並沒刻意強調她的思想多麼先進，品德多麼高尚，多麼具有犧牲精神。相反作者從村人們對她各種各樣的近乎詆毀的議論中寫出她處境的艱難，在精神和身體上倍受折磨。即便是這樣悲慘的境遇也沒失去生活的熱情，她說：“人大約是這樣，哪怕到了更壞的地方，還不是隻得這樣，硬著頭皮挺著腰肢過下去，難道死了不成？”“我總得找活路，還要活得有意思，除非萬不得已。”
在丁玲眼裏，貞貞是個讓她喜歡的人，“阿桂走了之後，我們的關係更密切了，誰都不能缺少誰似的，一忽兒不見就會彼此掛念。我喜歡那種有熱情的，有血肉的，有快樂，有憂愁，又有明朗性格的人，而她就正是這樣。”丁玲從貞貞身上看到了女性生存的不易，千百年來因襲的陳腐的貞潔觀和女性觀牢固地附在霞村人的意識裏，所以當他們麵對從敵營中帶病回來的貞貞，沒有絲毫的同情和尊敬，反而把汙水潑在她身上，對此，作家是極為憤慨的，所以她有意與貞貞交好，這種交好就是一種無形的支持。作家甚至帶點刻薄的口氣這樣寫道：“尤其那一些婦女們，因為有了她才發生對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聖潔來，因為自己沒有被敵人強奸而驕傲了。”而貞貞表現出來的堅強獨立的女性意識為作家所尊重，夏大寶幾次要求娶貞貞，貞貞的父母也都來相勸，然而貞貞不為所動，堅持去延安，一邊治病一邊學習。“既然已經有了缺憾，就不想再有福氣，我覺得活在不認識的人麵前，忙忙碌碌的，比活在家裏，比活在有親人的地方好些。”可以說，這篇小說延續了《莎菲女士的日記》中關於女性的思考，比較而言，《莎菲女士的日記》雖寫作大膽，表達直露，有其張揚女性意識的一麵，而《我在霞村的時候》直麵現實中的女性悲劇，並深刻觸及了傳統貞潔觀和利用女性身體獲取情報方式的質疑和批判，而更加深刻犀利。莎菲隻是在兩個男人之間搖擺，隻是困惑於理智與情欲。而貞貞則在飽守日本鬼子蹂躪，身體染病的同時，又深受昔日親近的村民們的鄙視和排斥，從而飽受精神的折磨。小說中有一段貞貞苦難的自敘，說她被很多鬼子糟蹋過，到底多少，她也記不清了。她肚子裏麵爛了，又要送一個消息回來，摸黑路一個人來回走了三十裏，後來睡了一個星期。這隻是她苦難的一個側麵，但已足以說明她受到的摧殘之苦。而《我在霞村的時候》寫於延安，又是描述發生在解放區的故事，更是顯得意義非凡，凸現出作家敏銳的觀察和勇敢直麵現實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