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甜媽也是舊式婚姻的犧牲品。被自己的父親攀附權貴嫁給了一個不愛自己的男人，而且很快天天麵對他與另一個女人的恩愛。她沒有自己的孩子，卻要撫養情敵的“孽種”。她始終活在自欺欺人的幻覺裏，活在怒氣衝衝裏。
陳璧璧所了解的母親都來自後母“甜媽”的惡毒詛咒或刻薄譏諷。她就在這種心靈的折磨中漸漸變得心腸冷硬，她似乎很難感受到愛，也缺乏愛的能力，雖然生意做得風生水起，金錢卻無法填補愛的缺憾。陳璧璧伴隨旅行者的行程也是一個發現愛、認識愛的過程。故事的結局揭示了陳璧璧的死亡之謎，她不是死於謀殺，而是意外。從故國寄來的她親生母親的遺物——翡翠發卡似乎又將母親的愛送到了她的手中，使她感受到命運的力量。“甜媽從我這裏偷了去，我又從她那兒偷了過來，最後又被看門人老羅偷走了。但命運如此詭異，在五十年之後，它又轉回到我的手中——我親生母親的翡翠發卡。翡翠發卡和我，是我媽媽留在世間僅存的兩樣東西。”“我第一次感到了她的愛，失去母愛的空虛折磨著我的整個人生，如今終於可以彌補了。”在愛的顫栗中從凳子上摔了下來，捂在胸口的發夾割斷了咽喉而死。可以說她死於愛的回歸和滿足。反諷的是，此時高齡的甜媽依然健在，並以培養出了陳璧璧這樣傑出的女兒而深感自豪。
（第三節）視角旋轉的瑰麗：嚴歌苓
嚴歌苓寫作的成熟是在她去國離鄉之後。在這之前，她的《綠血》《一個女兵的悄悄話》《雌性的草地》等展露了非凡的敘述才華和犀利的透視眼光。但總的來看並沒有與當時的潮流敘事拉開距離，走的還是反思文學傷痕文學一路，對文革帶來的傷害進行描述。而當她離開祖國，站在一個全然陌生的文化環境中來思考自己國內的寫作素材時，煥發了嶄新的活力。
一、移民視角
比較而言，嚴歌苓所感受到的邊際狀態比湯亭亭、譚恩美都要嚴重得多。因為湯亭亭、譚恩美都是在海外長大，很多適應的痛苦、邊際的碰撞在她們母親那一代早已經體驗過了。以英語為母語的她們早已經在美國社會紮下了根。而嚴歌苓單槍匹馬從大陸殺向美國，從一個熟悉的生活環境進入全然陌生的環境。所有一切都需從頭再來，就像一個剛入塵世的嬰兒一樣學習如何生活。她必須重新學習語言、改變生活方式、適應全新文化等，必須麵對新環境對她的排斥，必須忍受並博取屬於自己的生存空間。所以她所遭遇的生活困境和心理壓力是空前的，這些成為她寫作取之不盡的源泉，在她許多作品裏都有精彩展現。
作為新移民作家，嚴歌苓一直非常關注並投入了極大的激情描寫移居美國的華人的生活狀態和精神狀態，其中相當頻繁地出現了移民的生存狀態、移民心情和移民形象。尤其是剛剛進入陌生國度陌生城市的孤獨感、飄零感、被排斥感，渴望融進那座城市卻處處受阻，因自己的貧窮、格格不入而自卑、尷尬的異己感。嚴歌苓曾在一篇文章裏這樣說：“文學是苦悶的一種生態，最起碼不是消極的生態。可想而知，美國的生活離我曾設想的青燈一盞，紅樓一卷的清高生活相差十萬八千裏了，於是苦悶也別是一般滋味。我近年來潛心研究了近百萬字的華人移民史，發現自己或多或少與這五代移民有著相似的心情與苦悶。移民的故事是不應該被忽略的，有一日它終將形成大氣候，形成移民文學。”
《無出路咖啡館》中的“我”認為自己是一個入侵的另類，甚至讓街上的行人不舒服，“我瞟著大樓陰影中一張張忍受著我的麵孔，全靠他們的忍受，我才得以在此地幸存。”“大樓陰影裏的一張張麵孔看著一個瘦骨嶙峋的異物，就是我，我感到了比便衣福茨的審訊更劇烈的恐懼。”一種強烈的異己感。覺得自己與那個世界是隔絕的。其中“我”是作者不厭其煩用了大量筆墨塑造的係列形象。她曾在訪談中承認，《無出路咖啡館》中的“我”就是她自己的一段生活經曆。“小說本就像是一柄陋勺，它有它的謙卑，謙卑的它隻取一瓢飲，它痛飲的，是個體生命不可替代的體驗和時間中轉瞬即逝的諸多細節。”也更多地摻雜了別的女性的生活和經曆。她們在海外更多遭遇的不是種族歧視，而是經濟困境，當然，也可以說是因為種族歧視而帶來的經濟困境，因為她們是華人留學生，沒有身份，隻能非法打工，從事最底層的服務行業，為一日三餐而勞碌奔波。《無出路咖啡館》中“我”這個大齡女留學生總是掙紮在生存邊緣，為房租、水電、一日三餐和求學夢想而極度疲憊地奔波。她很想把這一切都處理好，能讀好書拿到全額獎學金，能準時付清房租，和自己所愛的外交官男友順利走向婚姻等。但是一切不在她的掌控之中。因為她來自共產黨國家，有一段從軍的經曆和十多歲參加革命的高官父親而受到FBI的追蹤和長期審查。她因此失去了賴以生存的餐館打工的工作，接著不能再在房東家住下去而與幾個赤貧的畫家合租沒有暖氣的房子，失去了獎學金，最後也失去了愛情。小說中“我”所能承載的壓力幾乎到了極限，生存的，心理的，而這一切都是因為她被當成了一個危險的入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