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所描寫的其他移民生活也大抵如此，比如畫家海青和他的同伴們，結婚隻能買兩塊錢的戒指，生了病隻能去態度惡劣的貧民醫院，他們沒有合法身份，隻能打黑工。或者替醫藥公司或醫科大學做藥物試驗，海青作麻醉試驗，舌頭有半邊失去了知覺；替公司畫燈罩；為畫廊做畫框；在華人餐館做服務員；在漁行殺魚等。在這裏透露出的移民的艱辛生存。
而在西方人對華人的理解裏，含有拯救的成分，在他們心目中，中國是極度貧窮落後的，缺吃缺喝，從那裏過來的人們就像從洪荒漂來的嬰兒，需要他們的愛和救助。無論房東太太還是男友安德烈或者便衣福茨都有著美國式的拯救激情。房東牧師太太發起教友會為我捐助學費，“我”投其所好講述的童年節省每天要喝的糖水用以灌溉芒果樹的故事所引起廣泛的同情。甚至安德烈對我的愛裏也包括同情我童年裏蛋糕、聖誕樹的缺乏。當然這些都是極為善意的表現。隻是在這份善意裏有著文化上的誤解。這在黃玉雪筆下也有呈現，在她成功曆程中得到了相當多的白人的幫助，她也能以開放、坦然的心態接受幫助；但嚴歌苓筆下的女主人公顯然更清高更自尊，她對這些幫助更多是感受到難堪、抵觸，進而逃離。這是因為嚴氏三十歲以前的生活成長教育都是在中國完成的。中國傳統文化已經將她打造成中國思維、情感和待人處世的方式，她願意吃苦、奮鬥，卻不願意接受施舍，所謂貧者不受嗟來之食。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和堅持，使她更是要刻意地在外國人麵前維持作為中國人的驕傲。
《無出路咖啡館》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是深可玩味的，在跨越幾十年的中西兩種文化境遇裏女性相似的困境和掙紮方式。作者似乎試圖挖掘出頑固的男權中心話語對女性的塑造和打壓，而女性為了衝出厚障壁，不得不啟用原始的女性性別武器，以征服男人來征服天下。小說圍繞兩對三角戀情展開，過去時裏的母親（殷恬菁）、劉先生與父親（李師長），現在時裏“我”、裏昂與安德烈之間的愛情糾葛；裏昂、王阿花和海青之間的故事。作品有意將十六歲的母親拎一個小花包袱進上海的故事穿插在二十九歲的“我”到美國求學的經曆講述中。母親當年隻有十塊大洋、兩身旗袍和對自己人生的篤定和沉著，“赤手空拳進了城，什麼本事也不憑，隻憑年輕，憑她牢牢記住自己是個女人，而女人最大的成功是攻占一個本事大的男人。”劉先生和李師長成為她發起主攻的對象，她因此得以在舉目無親的大上海成功立足，之後成為師長夫人。
而“我”孤身一人漂洋過海也隻有幾身衣服少量的錢。因為赤貧，九千塊獎學金對我生死攸關，而五短身材的翰尼格教授大權在握，為了得到他的推薦，我不惜犧牲自尊，利用自己的女性魅力向他大獻殷勤。“一個小包袱闖大上海的少女”與在芝加哥艱辛求學的二十九歲女子合為一體，她們在精神、行為方式上都有那麼多相似之處。無論在舊中國還是在幾十年後的美國繁華都市芝加哥，她們都處在男權統治的世界裏，都需要突出身上的女人特質來獲得成功。作為受過高等教育，中西文明熏染的“我”不願正視自己的行為，不願承認自己在處心積慮以色謀求獎學金，一直在替自己開脫，說在這個獻媚的過程中，母親一直隱身其間，“我想這可不是我在對你笑，翰尼格教授，是我母親投身在我肉體靈魂中的那部分在笑。我母親潛藏在我體內，左右我在這個生存關鍵時刻的舉止和表情。”“我母親此刻牽製著我的四肢和腰肢。”“這整套動作都是我母親附在我身上幹的。”“因而我臉上再現了她對李師長的一顰一笑，我身軀複製了她十八歲時的一舉手一投足。”為此，我笑出了不屬於我的曖昧的笑，說出了不屬於我的曖昧的話，忍受五十歲光棍男人的摟抱安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