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的美麗來自於傳統文化的血緣供給。“臉上全無半點擔憂和驚恐，那麼真心地微笑。是自己跟自己笑。一雙黑眼睛如同瞎子一樣透著超脫和公正。”對自己命運的“明知其莫可奈何而安然處之”，任何災難、挫折、疼痛都可以坦然接受。世間萬物包括她自己的身體都可以舍棄。“吾患因吾有身，及無吾身，及無患。”在她的眼裏，沒有善惡、是非、幸福抑或不幸的區別，這正是道家思想所言的“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常足矣。”“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以昏昏怡然自得。扶桑的道家文化性格，在嚴歌苓那兒既有難以割舍的眷戀之情，又恨其不爭而帶來的命運弱勢。二者形成一種悖論心態。尼采對於自我舍棄者論述道：“自我舍棄者將要作什麼呢？他努力朝向一個更高的世界，他要比所有肯定的人飛得更高、更遠、更久。他揚棄了許多會阻礙他飛行的東西，而有些東西對那些人來說並不是無價值的，可是他卻不喜歡，他因渴求提升的欲望而犧牲它們。現在這個犧牲，這個揚棄，正就是於他將變成有形的東西。”
扶桑被人拐子騙離了家鄉，便把家鄉舍棄；她當了妓女，就把良家婦女的身份和心理舍棄；她被侮辱，被踐踏，成為一個個男人的身下物，甚至被輪奸，她把自己舍棄了。她既已舍棄了曾與她有關的生活、記憶，甚至自己，那還有什麼痛苦可言呢？小說中意味深長地寫到她不記得每一個嫖客的名字，不管別人愛她，為她打架、殺人，還是打她，辱她，她一樣以微笑對待。因為舍棄，她有了另一種超脫苦難的心靈的自由。唯一一段可以算作血汙中的星光的是克裏斯的愛情，可是她覺得自己的自由被這份愛情侵擾了，於是毅然剪斷了攥在克裏斯手中的青絲。成功擺脫了個人對世界的無力感。不管命運加諸給她的有什麼，她都能化沉重為輕鬆，將苦難消解於無形，並從苦痛中發現快樂。她的磕瓜子，吮螺螄，均是此種心理的細節化、日常化展示。扶桑的形象因此升華，她不再是小說開頭所描述的那個溫吞吞的有點呆傻沒有腦子的妓女，而是一個內心豐富細膩，感知極為敏銳的靈性女子，她以自己獨特的堅韌穿越了苦難，成為熠熠生輝的個性女子。
嚴歌苓言之為母性，在她筆下，扶桑就是一個地母該婭一樣的女性，她承受一切苦難，吞咽一切肮髒，卻留給觀望她的人以美麗、善良和愛。嚴歌苓並沒有賦予巧巧、扶桑等人脆弱、戀家、多愁善感等通常女性的特征，她們有自己的強悍，生命的韌性和在苦難處境中尋找活下去的理由和快樂的本性。巧巧那一雙有著迷人笑渦的手卻是凶狠、快捷、殺過兩個壯漢的手；扶桑的溫厚美麗的微笑，刑場上的婚禮，麵對死亡、災難時的從容鎮靜，她不僅是一個受害者，她也具有無窮拯救的力量。
作為第五代移民，“我”嫁給了白人丈夫，接受了正規的係統的西化教育，甚至成為了西方社會裏的一員，卻惶然回望，東方文化還有沒有足夠的力量穿越今天的喧嘩與騷動，重新抵達人心，還能不能參與到今天的文明建構中來？應該說她是非常矛盾的，常常把自己置身於一種悖論之中，在發現西方文明的病症時，體察到了東方傳統文化的深厚魅力；而依戀於東方傳統文化時，又非常失落於它根深蒂固的陳腐和惰性因素，甚至能通過作品感受到強烈的焦慮和猶疑。我認為這是作家在作品中反複且沉痛地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理解她的女性立場和作品內蘊的一條途徑。
正因為如此，嚴歌苓在她的作品人物塑造上麵花費了很多心思和精力，極力想要超脫視野的局限，客觀公正地評價兩種文化各自的優劣之處。在她作品中多次對傳統文化和代表傳統文化的人和物予以詩化的誇張描寫，以此來寄托鄉思鄉戀。比如《扶桑》中對大勇的豪俠、武鬥場麵的精彩展示，有如戲劇般的美。
這場武鬥因扶桑而起，兩個爭娶她的男人動了刀子，結果兩邊的人宣戰，到後來無論打鬥方還是觀看者都忘記了因何而鬥，而是懷著一種來由不清莊嚴的仇恨去廝殺，似乎成為他們對所在國度對他們的歧視、排斥、輕賤的一次爆發。作者意味深長地描寫了這段血腥武鬥，把華人的武鬥刻意予以美化，寫他們決鬥前精心裝扮、剃頭、白綢衣褲，刀斧上色彩豔麗的絲穗。互相叫陣，捉對廝殺，如同古代戰場上相遇的兩軍，秩序井然，勇猛頑強。“所有人都酣暢淋漓地流著血。”“他們不是在自相殘殺，他們是在借自相殘殺而展示和炫耀這古典東方的抽象的勇敢和義氣。”是一種“東方式的雄性向往：那就是沙場之死。這死可以毫無意義，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輝煌的意義，刀光劍影，熱血如浴，這死還有什麼比它本身更壯麗的意義。”將之看作對美國人種族歧視的示威和宣言：他們死給你看，死是最後一步，這一步能走得這樣從容，心甘情願，它之前的許多步，如歧視、詆毀、驅趕、毆打還值得提嗎？處於絕境的人們身上蓄積的強大的爆發力。而到了“我”這一代移民，種族歧視並沒有消失，隻是變得更隱蔽，從下飛機移民局官員同樣刻薄麵孔，同樣在唐人區找工作找房子，完成從熱土到冷土的過渡，一步一探向洋人區域突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