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船上，大勇命扶桑吹奏蘇武牧羊，這讓同一船艙的洋人極不舒服，由此引發了一場械鬥。微妙在於“蘇武牧羊”這首曲子特殊的背景和含義：漢代蘇武奉命出使西域，被囚大漠荒原十二載，蘇武在極為艱難環境下，仍心懷故國，手執皇帝賜予的節犛牧羊，直到有一天回歸故國。當扶桑吹奏這個曲子時，每一個聽曲的中國人都成了蘇武，被迫屈辱地生活在異國他鄉，受盡欺淩辛酸，期望有朝一日東山再起重回故國。所以即便雙方力量極為懸殊，洋人全部被扔進海裏，是被曲子煥發起的勇力。
但是在西風中熏陶了的嚴歌苓同樣看到了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陋處，相比起國內作家，她的筆更辛辣更具攻擊性。比如《扶桑》中對“忍”的不屑和中國人堅持忍而導致的悲劇幾乎是憤激了，“謎”一樣的沉默溫良，他們在非人的環境中，低廉的工資，靠一罐米飯一撮鹽就能活下去，甚至被活剮也不叫一聲。包括扶桑，作者用華麗的筆墨書寫她的母性、寬容、慷慨和對命運、苦難的忍受力，何嚐不帶有辛酸的嘲諷和悲涼的同情？包括對自己，對第五代移民，對一代又一代遠離故土來到美國求生存，追求自由財富等夢想的華人移民的忍受精神予以同情的同時，也表達了憤慨和不屑。
忍耐、謙恭、退讓，無一不是道家精神的滲透，也正是林語堂所熱烈讚美和批評過的。他讚美蘇軾陶淵明在人生逆境中的生活藝術，對苦難的超脫逍遙。但是對民眾的麻木忍耐則嚴厲指責，認為他們安靜的忍耐是一切罪惡之源，使劫掠和欺淩正大光明的發生。
作家以兒童視角寫作時，往往摻合了成人經驗，成人意識，用屬於成人的眼光來回望那一段昔日歲月，於是在那些昔日歲月的吉光片羽裏，既有溫婉惆悵的追懷、眷念，也有屬於成人的追悔、反思、審視，這樣的眼光能否還稱之為兒童眼光，在此很難斷言。嚴歌苓的作品中，即使小小的人兒，也有一種刻骨銘心的孤獨的力量，那來自兒童的冷冷的觀察顯得有些刻薄，有些惡毒，這種眼光是摻雜了成長後的明白和異國文化心理的熏陶的，而剝去了當年身在局中的癡迷和懵懂。
如果說在《黑影》裏社會內容還隻是一種症候式的顯露，潛藏在兒童視角的後麵，欲抱琵琶半遮麵的話；那麼在《人寰》裏則采用了多重複合結構，用兩種視角穿插講述。《人寰》是一個文革中的知識分子題材，但是，不同於已經廣泛流行的政治－人性化的敘述範式，而另辟蹊徑采用了兒童視角和從國外歸來的四十歲女人的視角展開。用一個愛情框架來反思那段曆史。
“我”父親與賀叔叔的交往是敘事的主線，“我”與賀叔叔的奇特的情感糾葛是輔線。賀叔叔從小乞討百家飯長大，十四歲參加革命，十八歲掃盲，以自身經曆寫作過短篇小說《紫槐》而成為作家。賀叔叔渴望更大的文名，於是利用了父親。父親家庭出身不好，還經常寫作一些雜文，這使他在反右時極為危險。負責審查作家政治態度的賀叔叔保護了父親。父親主動提出幫助賀叔叔寫作，極盡心血和才華用四年的時間寫作了一部百萬字的巨著，雖然沒有明言，兩人實際上在等價交換，那就是賀叔叔利用他的權力給予父親一家政治上的安全保障，父親成為賀叔叔的文字苦力，為他捉刀代筆，以手中的筆保護了家和年幼的女兒。這在賀叔叔看來理所當然，是付出後得到的回報。然而父親的心變得極苦，既有報恩的想法，又有不平和怨氣，於是在文革中賀叔叔的批鬥會上，“從來沒打過人，恨暴力，恨人與人，動物與動物間的暴烈接觸，認為沒有比它更低級的交流”的父親出其不意打了賀叔叔一個幹脆漂亮的耳光，他是為這份屈辱的勞役而打的，但是在那個特殊境遇裏，人人都認為他是為了自己撇清關係。這使得二人之間的關係更加微妙和意味深長。這個耳光使父親看到了自己人格中的卑劣。而更嚴重的是，這一記耳光使得賀叔叔處境惡化，他坐了三年牢，被打斷一根手指，後來又被發配到貧瘠的出生地給看瓜人當下手，受盡折磨。父親後半生艱辛地活在愧疚裏。文革結束後，他又開始為賀叔叔寫作，這一次是為了贖罪。“他若沒有這個機會來贖回那一記耳光，他不可能去寧靜地死。他心中那罪與罰的概念純樸，孩子氣到了極點。他的良知也簡單、脆弱到了極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