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寰》顯然站得更為高遠一些。“我”明知賀叔叔對父親的奴役，卻與他有著幾十年的曖昧糾葛，同樣在情感上被他奴役。這是扭曲的時代裏扭曲的友情和愛情，但又不僅僅如此。為了強調她寫的不是政治而是人性，她繡花針般綿密的敘事針腳串起另一對扭曲的男女關係，“我”和舒茨的情感描寫是這一主題的延伸，將這種“扭曲”置於更為寬廣的社會場景中，使內涵更為豐富和複雜。六十八歲的舒茨教授和四十五歲的“我”之間的戀情，是對賀叔叔與我、賀叔叔與爸爸關係的集合。他們既是上下屬關係，又是戀愛中的男女，也在合作寫一本書。再次提到對易感之心的奴役，提到自己與父親以及祖父一脈相承的清澈的良知、奴性和感恩。反思傳統文化的弱點，道德上追求完美使自己在人際交往中往往陷入弱勢和被動。統治人、利用人的病毒早已經侵入人們的血液，滲透進骨髓。“所謂的深意，往往在於隻鱗片爪的寥寥數筆，仿佛一些不起眼的路標，一不小心錯過了，便從此南轅北轍。在這種意義上，小說的閱讀並不是消極的消遣，而是一場對讀者的敏感、專注、理解，乃至智力的挑戰。”舒茨得到“我”的愛也是以各種利害關係為條件，“我”一開始不愛舒茨，主要是為了報恩才接受他的身體。這裏已經跳出了政治糾葛，但是理性、清醒、善於控製的強者對易感的弱者的控製並沒有結束。
“我”悲哀地發現，“我”和舒茨之間與“我”爸爸和賀一騎之間有著驚人的相似：“一方是恩典庇護卻又含有訛詐和奴役，另一方卻是廉價的感恩兼付出過重的人格代價。”而“我”之所以會有這樣的人生選擇其實也是早年那段人生經曆得陰影造成的。兩個故事，兩對相似的人物關係，一明一暗，形成兩兩相對的同構敘述，揭示出人性的陰暗麵其實是無國界、無時間限製的。而一種心理症結即使漂洋過海也難以解脫。
文革之後講述苦難的故事很多，但是大多未能跳出意識形態敘事的窠臼，正如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遺囑》中所批評的奧威爾《一九八四》那樣，“把那個可憎的社會的生活縮小成了簡單的羅列罪狀。”嚴歌苓的高妙在於跳出了這層限製。作者一開始就使故事置身於與心理醫生交談的語境，出現在文章的隻是“我”的語言，心理醫生蟄伏在我的語言中。“我”是四十來歲的知性女人，深受傳統文化的熏陶，經曆過大陸的政治風雲，後十年在在歐風美雨裏熔鑄了西式思維方式。她用這種西式目光審視舊日的生活和思想，既懷著悵惘的眷念，又有著反感和嫌惡。她試圖在敘述中描畫出知識分子的靈魂，並整理清楚自己情感的歸宿。這樣做的便利是時刻將敘述者和讀者牽回過去，記憶塵封中的每一個犄角旮旯，靈魂最隱秘的處所。而四十五歲中國女人用英語向異國的心理醫生講述自己在中國的人生經曆，又使得敘述有了一種奇特的張力，這張力是因為中西文化的巨大差異，中國女子不得不邊講邊予以闡述來縮小文化差異帶來的理解的分歧。
嚴歌苓的創作常常落筆於國內的人和事，她非常關注女性的命運，常常與那些底層生存的，有著悲劇遭遇的女性有著感同身受的疼痛感。除了對其生活進行描述外，更是以一顆女性的心靈對作品中的女性進行了精微化、細膩化的心理刻畫。
《誰家有女初長成》敘述農家女孩潘巧巧被拐賣到偏遠山鄉，被拐賣給兄弟二人，不堪兄弟淩辱，殺掉兄弟倆，逃亡到邊境一個兵站，最終被逮捕的傳奇故事。乖巧聰明的潘巧巧具有好女人的一切素質，本是山野一朵自足開放的燦爛小花，她對人生充滿了美好憧憬，對人信賴，對這個世界忠厚寬仁。卻被一步步誘入命運的陷阱，被肆意踐踏。作者在追問：為什麼那些女孩子會被拐賣？她們在想些什麼，她們如何麵對被拐賣之後的生活？
封閉的山鄉因有了電視而吹進了城市文明的風，巧巧（隻讀到小學五年級）一心向往電視裏看到的繁華城市，要擺脫閉塞的鄉村。這是無處不在的媒體影響力，是都市文化對鄉村文化的殖民和強大的吸附。它給巧巧這類女孩子展示了十分廣闊的新鮮的生活空間。在被拐賣之前，這種渴望是折磨她們的最大痛苦。巧巧的向往落在曾娘們眼裏，無數個不安份的要強的女子就成為她們謀取暴利的工具，被騙著走向了各自的命運之路。正是城鄉之間的巨大差別形成的驅動力。
她離開家鄉，同時也就被家鄉拋棄了。“黃桷坪走出去的女孩，如果沒有彙款單來，她們的父母就象從來沒有過她們一樣，就象懷胎懷得有鼻子有眼了，硬給鎮計劃生育主任押解去打掉的那些娃兒一樣，落一場空。那些父母想得很開，這些沒有彙款回來的女娃兒就算多懷個十六七年，十七八年的一場空。”這些不帶一點敘述情感的語言很有力量。平淡中埋了刺，簡簡單單，卻一層一層不動聲色地把真相剝給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