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命中的“命”是指命運，也即人力所不能改變的一切客觀必然性與偶然性的綜合。老子也曾認命，孔子也說“五十而知天命”，又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這種關於命運的認識已經俗化為中國普通民眾的思維方式了。俗話不是說“富貴在天，生死由命”“萬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命裏隻有三鬥米”人們稱賞儒家的樂天知命，容易滿足現狀，輕易地就為自己找到了滿足的理由，也就是認了命了。“一個女人認了命，自己是不知道的。巧巧很多日子以後回想起這個晚上時，才懂得自己；她那時才懂得自己其實跟祖母、母親，黃桷坪一代代的女人相差不大，是很容易認命的。”嚴歌苓多次用這樣的句式來穿插自己對人物命運的觀感，假借主人公之口，造成一種反省氛圍，一種屬於思想者的善於總結歸納的氣質。如果沒有這些穿插，那麼隻會是一個簡單的關於拐賣的社會新聞故事，並且因屢見不鮮而顯得題材陳舊。但是嚴歌苓高明之處就在於她善於點染。她並不想把小說當作“社會疾病的診所”，而是想深入到一個女子的心靈世界，了解她之所思所想。她們實際上也是自己內心激情的犧牲品。
這實際上是嚴歌苓一貫的做法，她是個命運感和女性意識很強的作家，她很有抗爭意識，但同時她也認同人在命運中無可奈何的渺茫感。在強悍的人生風暴麵前，人隻不過是一粒沙子，愈反抗，墜落得愈快。尤其是女性，很難掙脫命運所加諸給她的困局，因而認命，坦然麵對，積極承受，苦中作樂，呈現出另一種美來。
嚴歌苓評價巧巧是個實惠的女人：她的年輕好看，勤勞能幹，肯吃苦會過日子，長得豐腴，帶點風騷，能生會養。她的帶著笑渦的麻利的小手，肉嘟嘟的巧嘴巴，過五關斬六將的笑等，這裏“實惠”是指實用，貼近凡俗生活。在那個偏遠的兵站，巧巧的到來激發了二十多個男兵的愛心。人人為她動心，為她的美麗勤快，她的伶牙俐齒所吸引。兩個男人與她命運息息相關，劉合歡和金鑒。劉合歡是個實惠的男人。在與世隔絕的高原當了九年兵的劉合歡有點痞，他胸無大誌，缺少情操，會利用手中職權，用物品同過路汽車兵交易；成熟，世故，帶點油滑，玩世，滿嘴髒話，但是他能帶給困境中的巧巧以真實的溫暖和幫助，他真心愛巧巧並願意幫助她。
而金鑒呢？是一個能讓女人愛戀，有野心，冷麵的男人。固然優秀，有很高的道德操守，有宏大理想，有才華，卻高高在上審視著巧巧，除了高談闊論，發出一些悲天憫人慷慨激昂的言辭之外，無所作為。正是他的正義感葬送了巧巧的性命，他能為失學率，森林覆蓋率，“九億農民在斷自己子孫的活路”之類宏大命題義憤填膺，卻不同情身邊活生生的生命。他是知識分子的象征，擺出高深莫測的精英的冷麵，他們的斥問對底層農民現狀沒有任何實質意義的幫助，他們想要啟蒙農民，卻根本就不了解要啟蒙的對象，所以隻會嚇呆了巧巧，讓她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會讓一個溫文爾雅的人這般暴戾。而金鑒與巧巧的對話中也透露了真實的鄉村困境：過早輟學的孩子們，上山砍樹賣給城裏人做家具，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金鑒說，這是惡性循環，“你們先是拒絕受教育，選擇無知，無知使你們損害自己的長遠利益，長遠利益中包括你們受教育的權益，包括你們進步、文明的物質條件，你們把這些權益和條件毀掉了，走向進一步的無知愚昧——越是愚昧越是無法意識到教育的重要性，而越是沒有教育越是會做出偷伐山林這樣的無知愚蠢的行為。”這些義正詞嚴的斥責用錯了地方，他不知道巧巧這些鄉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他的話使她畏縮，懼怕，崇拜，卻毫無助益，巧巧幾乎要向他和盤托出她的遭遇了，她已經說了一半，可是金鑒能給她的隻是一條毛巾。他的憤世嫉俗、救渡天下的知識分子胸懷，大而化之的悲憫情懷卻隻是書生式的文鄒鄒的表達。最反諷的是，巧巧正是在法治聾啞的地方被一步步推進罪惡的深淵，而在她生命的終點，金鑒等人卻是以法治的名義裁決了她。
《誰家有女初長成》中人販子也並不是一眼就能認出來，他們是曾娘一樣的熟人，是“戴著眼鏡，笑著一個白淨書生的笑”。養路工大宏與傻子二宏，更是一對純樸、勤勞的兄弟，雖長相醜陋，但是對巧巧百依百順。之所以會花錢買妻，是因為娶不到妻子。在巧巧初來時並未對她動粗，隻是做好吃的讓她感動，讓她心甘情願的自己把自己送給大宏。二宏雖然傻得讓人厭憎，但他也是像狗一樣愛著那個巧女子。大宏對弟弟的無條件的愛更是讓人為之心動。正是這樣，才讓故事更為可悲。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中說到一種悲劇“非必有蛇蠍之性質，與意外之變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