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財經大學 劉玲。
活著，還是死去，這的確是一個問題。千百年來，它困惑著無數在苦痛的精神煉獄中掙紮的生命，在生與死的邊緣，作出選擇舉步維艱。精神上的重負往往勝過任何類型的死亡。死亡，簡單而神秘，如一道優美的弧線，劃破天際的黑暗，卻又落入另一種黑暗--永恒的黑夜。死亡，可以淹沒一切，超脫一切。“解脫之道存於出家而不在於自殺。”王國維如是說，可他自己的解脫呢？他義無反顧地投入了冰冷的昆明湖底。楊業血濺李陵碑，是殉國；孟薑女淚盡長城之隅，是殉節；仲卿、蘭芝共赴九泉，而使孔雀東南飛，此是殉情；海子屍陳山海關，殉的是時代。死亡，像一個白色的魔咒，令人畏懼卻受人膜拜。選擇死亡者，往往敏感而脆弱，在所追求的完整的世界漸漸地碎裂之中，他們隻有選擇肉體的消亡來挽救瀕死的靈魂。
由此而觀，選擇活著是難能可貴的，錚錚而立於紙麵的就有一位--司馬遷。
公元前135年，未來的太史公在黃河之濱的夏陽高門村呱呱落地了。年少之時，他便顯示出了異乎尋常的聰穎，在嚴父的教導下，他飽讀詩書，滿腹經綸。青年時代，又露宿風餐地遊遍了千山萬水，從江灘到廬山，從禹會諸侯的會稽到屈子沉沙的羅江畔。博學多才的司馬遷至此正是風華正茂，誌存高遠，躊躇滿誌的他急欲振翅高飛，手中那管狼毫長筆正是他起飛的翅膀。他立誌編史，將曆史長卷上的一個個鮮活的人物，一幅幅生動的圖景編進那排密密匝匝的竹簡。感情濃烈而浪漫的司馬遷景仰豪俠之士，有殺富濟貧的大盜郭解，忠厚仁義而固執的蘇軾，還有少年英武的名將李陵。他從他們的品性中汲取營養，鑄就了自己重義輕利的性情與剛直不阿的品格。
父親去世後，司馬遷出任太史令，走上仕途，常伴君側，自是榮耀無限。多少人傾慕他的才華，多少人嫉恨他的耿筆直言。然而“伴君如伴虎”，更何況是喜怒無常的漢武帝。李陵事件發生後，龍顏大怒，深斥李陵自去其辱，群臣無不附和，獨司馬遷坦言：李陵雖敗，定仍欲伺機立功回歸，且其以五千敵三萬，亦無可厚非矣。武帝劉徹聞言怒火中燒，一聲令下將其打入天牢，到了第二年，傳來李陵為匈奴練兵的消息，司馬遷更無豁免希望了，一道道旨使禍從天降，家人隻有長淚漣漣，祈首向天。此刻，司馬遷麵對三種選擇：一是依漢律用錢贖命；二是接受腐刑；三是死亡。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深諳此“利”字的太史公卻清貧如洗，處境艱難得隻剩兩條路可走，要麼痛痛快快地死，要麼帶著滿身屈辱活下去。史公心中的天平上，一端係著自己半生的名譽、半生的痛苦。死，簡單、幹淨，隻是一個了斷。活著，則意味著放棄一個男子最基本的尊嚴，在世人的鄙夷與唾棄下了此餘生。孰去孰從？選擇本身很簡單，可此過程卻讓他們經曆了比死亡更嚴峻的挑戰。在那幽森的天牢裏，史公徘徊良久，天色黯然，黑夜無聲而至，又悄然離去，當最後的暮色漸漸消散時，史公緩緩地站立起來，他的雙眼深陷，憂鬱的目光飽含著他對苦難的徹悟，暗淡的眸子裏隱隱閃爍著一星亮光，盡存的希望使他終於作出了一生中最艱難也是最重要的決定：選擇活著。
一陣天昏地暗的劇痛過後，史公被抬出了那間陰慘的蠶室，持續的昏迷中，他感到那個撲朔迷離的世界正在遠去，死亡雖未降臨，可活下來的已不是真正的自己--灰白的發絲，臃腫的身軀，尖細的嗓音，沒有胡須的蒼白的臉。
活著，變得艱難，他無法麵對世人，麵對族人，麵對親友，麵對妻女。他看遍了世情冷暖，人世令他寒心而刺心，可他的精神卻愈發娟潔而峻峭、濃烈、憂鬱而纏綿。踽踽獨行的他緊緊握著那支幾乎枯禿的大筆，伏案疾書那部隻能“藏之深山，傳之其人”的巨著，天寒夜晚，此景此情怎不淒慘！
時間可以衝淡一切，抹殺一切，卻同樣可以儲存一切。述往事，思來者，真理在曆史的海洋裏顛簸漂蕩，卻終會浮出水麵。公元前90年前後，史公懷著恥辱，卻也帶著滿足就此長眠，而《史記》卻得以留傳千年，《史記》存儲著太史公橫溢的才華，高潔的品格，更定位了世人對他的最高評價：高山仰止。地下有知，史公理應寬慰，理應無悔！
原載上海財經大學《上財青年》2001年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