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走出“道德傳統”還是“回到優良的道德傳統”中去
當今中國的道德演變是適應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轉變發生的。因此，人們習慣上一般都認為，這意味著道德從“傳統”形態到“現代”形態的根本轉變，意味著人們在觀念、心理、行為上走出“道德傳統”、走向現代化的道德重塑。這種觀點獲得的支持是強有力的。一部中國近現代“道德生活史”就是人們逐步走出“道德傳統”、確立“現代新道德”的曆史。但是，有些學者鑒於現實生活中出現的“道德危機”，其中包括所謂道德傳統的“斷裂”，同時也鑒於西方社會在道德上從拋棄“傳統”到繼而又呼喚“回歸”傳統的教訓，特別是鑒於東亞資本主義的成功，指出中國的道德變革已經走過了頭，現在應當“回到過去優良的道德傳統上去”，實現優良傳統道德精神在現時代的“再生”和“複興”。有人甚至認為，儒家倫理文化精神的“複興”將是中國乃至世界道德發展的方向。這種觀點獲得的支持雖不是強有力的（主要是一些具有懷舊複古情緒者的心理支持），但並非沒有一定“市場”。
當今中國的道德變革是否真的走過了頭呢？實事求是地說，中國社會自“五四”以來一直持續進行的“道德革命”，確實出現了“不分青紅皂白”地“否定一切”、“掃蕩一切”的過頭傾向、行為和現象，並且也確實造成了否定和排斥優良“道德傳統”或優良“傳統道德”的後果。但這隻是在變革“傳統道德”的過程中出現的極端化問題，而不是它的主流和本質所在。因之，這並不表明我們對“傳統道德”的變革在整體上和實質上走過了頭，實際上，當今絕大多數經過“道德革命”洗禮和市場經濟衝擊的普通中國人並未真正走出“道德傳統”的局限，他們在心理、觀念和行為模式上並未完成從“傳統道德”到“現代道德”的轉變，甚至有不少人還是非常傳統的“道德人”。這一點，在我們最近進行的一次調查中得到了證明。（參見唐凱麟、龍興海：《當前中國人的道德心態》，《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5年第4期。）比如說，我們所一貫提倡堅持的社會主義道德原則——集體主義，實際上就被不少人當成封建整體主義。
退一步講，我們假定中國的道德變革確實走過了頭，那麼這是否意味著我們就應當使當今中國的道德演變來一個逆向運行，即回到所謂“優良的道德傳統上去”呢？回答理當是否定的。因為中國社會並不存在這種從整體上“回歸”和“複興”“傳統”的道德必然性和道德必要性，僅僅是優良“道德傳統”的保持和發揚也不能滿足現代社會生活的需要。西方的教訓和東亞的經驗以及我們自己的經驗教訓都不能證明中國社會有這種必要和需要以及現實可能性。它能夠證明的是優良“道德傳統”作為建構現代新道德的基礎、資源和要素的必要性，而不是回到“優良的道德傳統”上去的必要性。中國社會發展的大趨勢是走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它需要建構的是一種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現代化要求相適應的新型道德體係。這種新型道德體係不僅要滿足解放和發展人的生產力即解放和發展個人主體性的曆史要求，而且要滿足建構新的社會生活秩序，從而使人們能夠“更好生活”的要求。顯然，“回到優良的道德傳統上去”是不能滿足這些要求的。
至於儒家倫理文化精神的“複興”是否是當今中國乃至世界道德發展的方向，這裏不予詳論。因為它實質上不過是“回到優良的道德傳統上去”的另一種說法而已。這裏需要指出的是：原型或原發性的儒家倫理文化精神是談不上“複興”的，而經過“創造性轉化”了的儒家倫理文化精神，如果實際上隻是東亞資本主義倫理文化精神的理想化，那隻能作為我們道德建設可資借鑒的文化資源和參照模式，而不能作為我們道德建設的理想範型。如果它是在我國的現實生活中經過“創造性轉化”了的倫理文化精神，那就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儒家倫理文化精神，而是現代社會主義倫理文化精神的有機構成了。因此，在借鑒和利用儒家倫理文化精神這一重要文化資源進行道德建設的過程中，對儒家倫理文化精神進行批判改造以實現它的“創造性轉化”，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這並不是什麼“複興”儒家倫理文化精神，也並不意味著儒家倫理文化的“複興”。
是走向個人主義還是走向完善的集體主義
我們說，當今中國道德演變的大方向是繼續走出“道德傳統”（即走向現代化）。這裏的“道德傳統”是什麼呢？其核心就是封建整體主義，因此，走出“道德傳統”，實質上就是走出封建整體主義。這裏需要回答的另一個問題是：在走出“道德傳統”也即走出封建整體主義之際，是走向個人主義還是集體主義呢？有人鑒於在新中國的曲折發展中，我們一貫提倡、宣傳和堅持的集體主義道德，實際上帶有壓抑個性發展的傳統特質，同時也鑒於它麵臨市場經濟的挑戰，明確提出要“引進個人主義”。這是我們不能同意的。
依照馬克思對人類社會發展形態的界說來觀察當今中國的社會轉變，應當說它仍然處於脫離“人的依賴關係”這一曆史形態的過程之中，這也正是人們常常從“整體主義”意義上來理解、宣傳和接受“集體主義”的基本原因。按一般規律，中國社會當從“人的依賴關係”徑直步入人類社會發展的第二大形態——“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態，在道德上似乎也應按照西方的路徑——從傳統的整體主義（神本主義）轉向個人主義或“個人本位主義”。可實際情形卻是中國社會越過“第二大形態”而徑直轉向“第三大形態”，即轉向“個人全麵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之形態的初始階段（即社會主義社會），在道德上也在實現著從封建整體主義到集體主義的轉變。不管它是何等的不成熟，不完善，也不管人們如何評說，但這畢竟是事實。現在的問題是，今天我們轉而發展市場經濟，是否意味著中國向人類社會發展的第二大形態的“回歸”呢？即意味著中國社會轉而退入“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態之中呢？因而也意味著當今中國的道德轉變並不是繼續完成從封建整體主義到集體主義的轉變，而是從不完善的集體主義折回或轉向個人主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