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近年來，全世界的許多中央銀行都采用了通貨膨脹目標製的戰略。它們選擇一個特定的通貨膨脹目標，比如2%，然後根據需要提高或降低利率使得通貨膨脹維持或者接近在目標水平上。通貨膨脹目標製的眾多優點之一是它可以防止經濟陷入通脹的怪圈。如果央行在以利於擊退任何微小的高於目標的通貨膨脹方麵具有完全的可信度，那麼它根本不必擔心對抗一次嚴峻的通貨膨脹，因為這樣的通貨膨脹永遠不會出現。
第三，廢除中央銀行製度，允許私人發行貨幣。奧地利學派繼承了弗裏德曼的衣缽，他們堅定地維護傳統的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他們認為，由於政府的貨幣壟斷權的存在，私人部門自由活動的條件受到限製，從而妨礙了市場機製的有效運轉。他們的代表人物哈耶克認為，如果貨幣發行權被征服壟斷，必然會帶來市場的不穩定，引起失業和通貨膨脹，因此，奧地利學派最先明確地提出了解決通貨膨脹革命性的意見：廢除中央銀行製度，允許私人發行貨幣。
這種方法看起來未免過於走極端，但是奧地利學派相信，競爭的過程將會發現最好的貨幣。這些絕對的自由主義者堅持認為，貨幣非國家化的本質是剝奪國家的鑄幣權，轉而將這種鑄幣權完全交給市場約束下的金融機構，以此完全消除國家可能從金融資本全球化中獲得的對世界經濟和政治的影響。
第四，回歸金本位製度。現代金融體係通過部分準備金在創造信用的同時，必然會創造通貨膨脹，因此奧地利學派提出的又一個方法是，回歸金本位製度。這種做法主張，恢複美國1933年以前那樣的金本位製，即美元價值由法律規定一定的含金量，政府鑄造金幣發行流通，所有紙幣和銀行存款都可以隨便兌換金幣。
金本位製度的優勢在於，它不依賴於任何形式的政府手段去實現貨幣流通的平衡，它所帶來的問題就是試圖達到一個國家收支平衡的同時，忽略了這種平衡給國內經濟帶來的損害。
擁護者們認為，政府或者私人銀行有可能進行欺詐，而黃金兌現的威脅抑製了欺詐行為。恢複金本位製能使聯邦儲備委員會控製貨幣數量有所依據，可以限製委員會管理貨幣的權力。金本位製度更重要的意義在於，隻有使美元重新恢複金本位製，才能消除人們的看漲心理，增強人們對美元的信心，保證物價穩定，利率下降。但是除非以切合實際的金價回到古典金本位製，否則國際貨幣製度會在固定和浮動彙率之間來回搖蕩，每個製度都會有一堆無法解決的問題，而後運作不良直至解體。
CPI不完全等於通貨膨脹
馬先生是紡織相關行業的民營企業家，近來因為工人工資上漲還難以請到合適的工人，他有意縮小了業務量，從中抽出300萬元投入了股市。他的理論是，近來CPI不斷上漲，通脹馬上要來了，自己隻要捉住一兩個漲停就可以抵禦通脹了。而此前，他隻買風險低到可以忽視的固定類收益的理財產品。
另一位胡先生沒有這麼大手筆，但他還是努力湊了60萬元，大部分投資於黃金，以此來保值。
還有更多客戶，一到銀行就很焦急地問理財師，“怎麼辦啊，錢都不值錢了，我是買房還是買股票，要麼買點黃金？”一副不把錢拿來投資，錢就馬上會變成紙的樣子……
是這些人過於焦慮，還是通脹真的要來了？CPI上漲就意味著通貨膨脹開始了嗎？
前麵已經說過CPI上漲對經濟的影響，因為CPI是經濟運行中最敏感指標——它的漲跌直接關係著社會民生。但是請注意一點，CPI雖然可以稱得上是通貨膨脹的風向標，其漲跌幅度會成為對通貨膨脹初步判斷的尺度，但卻不能簡單地將CPI上漲等同於通貨膨脹。
我們知道CPI通常是世界各國判斷是否出現通貨膨脹的重要衡量標準之一，但各國的判斷標準並不一致。一般而言，當CPI持續地普遍地上漲，比如半年、一年以上時間，且其上漲的品種又達到60%以上，CPI的漲幅大於3%左右，就有可能出現通貨膨脹，國家就會相繼出台一些緊縮的或從緊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反之，當CPI的漲幅小於0.5%左右，有可能出現通貨緊縮，國家又會出台一些積極的或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比較良性的運行狀態下CPI的漲幅大約控製在0.5%~3%。
因此很多我們通常認定的概念“CPI=通脹”是錯誤的。其實從通貨膨脹這個詞的詞義本身就可以看到，所謂通貨，就是貨幣的意思，通貨的膨脹，沒有別的意思，就是貨幣供應增加了，這也就是老百姓常說的“錢毛了”。而商品價格的上漲，包括日常消費價格、房價、股價、原材料價格、人工工資等資產價格的上漲，隻不過是越來越多的貨幣競相購買這些物品和服務的結果。
還有一點就是我們前麵提到過的，CPI的計算過程中對商品和服務進行了分類，又從中選取了有代表性的商品，把他們的價格波動進行加權平均。所以，權重大的商品其價格波動對CPI的波動有更大的效果，權重小的則效果小。這樣一來就可能出現下麵這種情況：很多權重小的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在小幅度下跌，而有一兩種權重大的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在大幅度上漲，最終導致CPI是上漲的。那麼，此時根據CPI漲幅為正數就不能得出社會上商品和服務的價格普遍在上漲的結論，那就不能根據CPI漲幅為正數來論定經濟出現通貨膨脹。這和股票市場上某幾個權重股下跌或上漲導致股市指數下跌或上漲的狀況是類似的。
CPI指數往往會高估通貨膨脹。如果我們想比較2010年與2000年的物價水平，必須用某種方法比較今天電腦的價格與10年前打印機的價格，由於電腦比打印機昂貴，這些新物品的出現傾向於使CPI大於通貨膨脹。汽車、CD等許多物品都是一年比一年好，這些物品部分價格上升是為質量改進的支付而不是通貨膨脹，而CPI把價格上升算作通貨膨脹，因此，現在又有一種觀點認為，關注CPI指數是否意味著通脹應該更關注核心CPI。所謂核心CPI是指一般用整體通貨膨脹指標扣除一些價格容易波動的項目來衡量，扣除項目通常包括食品、能源、間接稅、住房抵押貸款成本（一般以住房抵押貸款利率表示）等，最常見的是食品和能源。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工業消費品和服務價格聯動上漲，就不會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而數據顯示，在CPI連續大幅度上升的同時，核心CPI始終穩定在1%左右的水平。
無論如何，CPI漲幅太大對民生是一個嚴重的傷害。不管是真的“狼來了”還是假的“狼來了”，作為普通的個人，我們都隻能提醒自己打起精神警戒，並且合理投資，以此來抵禦物價不斷上漲的壓力。
反膨脹鬥士：通貨膨脹的緣起緣滅
20世紀70年代美國進入滯脹階段，1979年保羅？沃爾克臨危受命擔任美聯儲主席。憑著正直的品格、非凡的勇氣與專業智慧，他頂住了來自各方麵的壓力，成功地製服了高達兩位數的通貨膨脹，為美國經濟此後長達20餘年的平穩增長奠定了基礎，也改寫了經濟周期在美國每隔幾年就發生一次的傳統格局。
按照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約瑟夫？施蒂格利茨的說法，沃爾克實際上是最為華爾街憎恨的人，因為這位沃克爾不願大力支持裏根總統放鬆監管的政策。既然為財閥們所不容，沃爾克自然賺不到大錢，以致生活就過得比較清苦了。80多歲的沃爾克，在紐約出門還是坐地鐵。他本人似乎幷不在意，一直都淡定自若。沃爾克家在紐約，在去華盛頓任美聯儲主席期間，租的房子也隻有一室一廳，小得簡直就像學生宿舍。沃爾克曾長期照看患病的妻子，在妻子離世10年之後，方才續弦，而且隻是訂婚，還有待舉行婚禮。他也沒去找花樣年華的貌美女郎，而是與他的一位女助手共度晚年。
那麼沃克爾是怎樣抑製通脹的呢？
20世紀70年代是經濟混亂的時期。這10年是從決策者力圖降低60年代遺留下來的通貨膨脹開始的。尼克鬆總統實行了對工資和物價的暫時控製，而美聯儲通過緊縮性貨幣政策引起了衰退，但通貨膨脹率隻有很少的下降。當工資與物價控製取消之後，控製的影響也結束了，而衰退又如此之小，以至於不能抵消在此之前繁榮的膨脹性影響。到1972年，失業率與10年前相同，而通貨膨脹高出了3個百分點。
在1973年年初，決策者不得不應付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所引起的大規模供給衝擊。歐佩克70年代中期第一次提高油價，使通貨膨脹率上升到10%左右。這種不利的供給衝擊與暫時的緊縮性貨幣政策是引起1975年衰退的因素。衰退期間的高失業降低了一些通貨膨脹，但歐佩克進一步提高油價又使70年代後期通貨膨脹上升。
整個20世紀80年代是美國經濟政策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時代。這些變化受以下因素的影響：80年代初始的經濟條件、羅納德？裏根總統的風格和政治哲學以及經濟學家和行政官員中新的社會思潮傾向。70年代末驚人的高通貨膨脹率和迅速增長的個人稅賦以及六七十年代龐大的政府支出，已引起公眾普遍的不滿。羅納德？裏根1980年當選為總統反映了這樣一種公眾情緒，人們期待新總統降低通貨膨脹、降低稅率以及削弱政府對經濟的幹預。
沃克爾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臨危受命，登上了美曆史舞台。1979年沃爾克就任美聯儲主席，強力提升美元利率。高息的強勢美元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外國資本流入美國，將美國推入強勢美元時代。沃克爾執掌美聯儲的前幾年，因為布雷頓森林體係的垮台，通脹達到了13.5%（1981年），沃克爾成功把它降到了3.2%（1983年）。
他是怎麼做到的呢？1979年聯邦基金利率（federal funds rate，美國的同業拆借利率）是11.2%，1981年被沃克爾抬到了20%，銀行基準利率跟著漲到了21.5%。但是利率飆升極大損害了美國的農業，憤怒的農民們開著拖拉機闖進華盛頓街區，堵住了埃克爾斯大樓（美聯儲所在地）的大門。
盡管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但是事實證明，沃克爾的這一政策非常成功，三年後通脹被抑製，到1983年，美國的通貨膨脹率降到了3.2%，並在此後一直將其保持在低水平上。最重要的是，即使在1982年出現經濟衰退期間，美聯儲也堅持實行高利率，這種在麵臨通貨膨脹威脅時大力加息、在通貨膨脹比較溫和時才下調利率的做法為美聯儲贏得了聲望。
不過，沃克爾最被人所詬病的也正是他緊縮的貨幣政策。因為這一政策，美國失業率直逼30年代的經濟大危機，並陷入一場經濟衰退中，直到裏根時代才有根本改觀。然而此後，美國經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連續25年高增長，這充分證明了其政策的有效性。
按照我們的想象，沃克爾從美聯儲的位置上下來之後，會有很多肥缺，可離職後的沃爾克大部分時間處於賦閑狀態，因為那是一個格林斯潘等保守派得意的年代。奧巴馬上台之後，為了平衡，重新起用沃爾克，但給他的還是一個閑職，大多數時候沃爾克仍然被冷藏。
沃爾克離開聯儲之後，曾接受了主持一個猶太團體和瑞士銀行聯合委員會的艱巨任務，幫助解決大屠殺受害者無人認領的銀行賬戶問題。他時常麵對的是情緒激動、劍拔弩張的場麵，一種失敗幾率極高的情形。然而，沃爾克臨危受命，監督了對瑞士銀行記錄的大規模查賬，迫使瑞士銀行簽署了價值12.5億美元的補償協議。
值得一提的是，沃爾克還是中國人民的朋友。無論是在他擔任美聯儲主席期間，還是在卸任之後，沃爾克都對中國的金融改革開放給予了密切關注和熱情支持。他曾經多次訪問中國，就金融改革中的重大問題，向中國政府坦陳己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