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中諸多人物形態都有細微描摹，比如線人鴨嘴，他專以舉報野鴛鴦為嫖娼而賺錢，吳響兩次入看守所皆拜此人所賜雖是過場人物，卻也形神畢肖，活靈活現，且揭示了現實世界中的部分生態。
五、閻連科的世外桃源夢
閻連科是一個在鄉村長大的作家，對家鄉苦難的持續關注成為他寫作的緣起。苦難是閻連科小說中的常態，他筆下的耬耙山區總是在困頓中掙紮，他筆下的鄉民總是被一波又一波的苦難衝擊得東倒西歪。他對苦難的描述尖銳得像一把快刀切割著我們的神經。這一次他將目光投注到世紀絕症艾滋病，又一次將對家鄉的摯愛，對底層貧民的悲憫，對人性的拷問聚集筆端，讓我們看到作為作家的肝膽和良心。
從《年月日》到《耙耬天歌》，從《日光流年》到《堅硬如水》，又有後來的《受活》《丁莊夢》等，這些堅實而厚重的文本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作家的思想成就和創作特色，作家一方麵深刻揭示農民在苦難命運下對自然和社會的反抗與奮爭，另一方麵在對民間文化的巧妙運用的基礎上，闡釋了鄉土文明與現代文明的相互雜糅，疏離甚至抗爭下農民的生存狀態，深切表達了作家對鄉土文明的回歸與守望的強烈願望。
穿著魔幻外衣的苦難敘述
閻連科小說的基本結構是現實主義的，他往往采用傳統講故事的方式，敘述一個村莊的興衰史。但他的敘事高度與角度卻是超凡脫俗的，他給殘酷的現實塗上了一層非理性的魔幻色彩，從而使敘述突破了狹窄的客觀現實範圍，為題材的拓展，人物的刻畫，作品藝術風格的發揮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這種技法並不新鮮，早在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就傳入中國，一時盛行於文壇。它以神奇的手法來反映現實，以荒誕的情節和細節以及各種超自然現象插入到反映現實的敘述和描寫中，給現實披上一層光怪陸離的魔幻外衣，帶給讀者一種陌生、驚奇、荒誕神秘的審美效果。魔幻是其手法，反映現實才是其目的。作者有意給我們營造了一個荒誕、虛幻、乖謬的非現實世界，以便更好地對社會事態進行揶揄、譴責、揭露、諷刺和抨擊。美國著名的文化史家彼得·蓋伊也說，“在一位偉大的小說家手上，完美的虛構可能創造出真正的曆史。”閻連科就以這樣穿著魔幻外衣的講述鋪展了鄉村苦難。
《日光流年》中三姓村人似乎受到上天的詛咒，一出生就落在極惡劣的生存環境中，必須一代代承受短命和疾病的摧殘。在這篇作品裏，作家冷硬著心腸一遍又一遍地讓三姓村人重複他們愚昧的拯救：深耕深翻土地；男人賣皮，女人賣肉的錢用來修建水渠；注定無效的勞動，注定要步入深淵的行為在三姓村被灌注了熱情，灌注了理想主義的信念，於是他們全身心投入地犧牲。
當我們在今天的媒體報道裏，讀到某地成為癌症村時，某地生育的孩子全都畸形，某地的人莫名其妙患上不治之症時，我們還以為《日光流年》是魔幻色彩的作品嗎？我們會不會悚然一驚，對照小說和現實，發現它們有著多麼相似的麵容和肌理呢？
《受活》將場景放置在耬耙山深處的受活莊，那原本是一群殘疾人避世的居所，他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耕自食，是一個小國寡民的原始村落，過著雖清貧但悠哉遊哉的生活。但權力爭奪並沒有因為他們是殘疾人而不存在。先因茅枝婆的一心入社而帶來鐵災、饑荒、批鬥。後在政治人柳鷹雀的狂想指揮下，組建絕術團，為金錢瘋狂，落入另一種災禍，他們不僅被圓全人搶劫，也從此失去了寧靜的內心和生活，變得急功近利，惟利是圖。苦難就像是掙不脫的鏈條死死地捆住了他們。
《丁莊夢》的敘述者是“我”。“我”是血頭丁輝的兒子，丁輝在采血賣血中發了橫財，而鄉民因賣血而染上絕症，村人仇恨丁輝，卻不敢對他報複，而是將複仇指向了丁家的豬，丁家剛滿十二歲的孩子，先後用毒藥毒死了他們。以這樣一個早夭、且背負著鄉人的仇恨和父親的罪惡的孩子的眼睛來觀察和審視這場劫難的來龍去脈，仿佛一個幽靈在村莊上頭逡巡，給全書罩上一種陰森恐怖、彌漫著鬼氣的氛圍。
同時小說以“我爺”的八個夢穿插小說始終，這些夢大多是超現實的，且帶有預言性質，它們將現實與虛構，想象與真實，荒誕與合理，誇張與變形巧妙地融會在一起。也使“我爺”成為了全知全能的思想者，由他來審視、評判整場災難的前因後果。諸如“地上開鮮花，地下結黃金”的夢後，人們開始了對村莊公共資源的搶劫和毀壞，就有很強的象征意義，正是對利益的追逐才使人性惡徹底爆發和崩潰，他們是受害者，但也是他們親手毀滅了村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