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他的人物草蛇灰線一樣隱現在其他作品裏，形成一個完整的鄉村整體。《耬車》中老福田告訴孫子牛牛，自家的耬車是五人坪的金堂做的，而金堂在《扁擔》中走起路來健步如飛，他跟隨鄉親去北京打工，在一場車禍中被撞斷了雙腿，他曆經千辛萬苦爬回家鄉，在望見家鄉的那一刻痛哭失聲。老福田故事中的秦瞎子在《牧笛》中出現了，還在說書的老藝人已經沒有了聽眾，他的聽眾都擠進馬戲團的大棚去了，連他的瘸腿兒子也忍不住誘惑，要進去看脫衣表演。《耕牛》中紅寶和黃寶的葬身之地正是滿金爺上吊的地方，滿金爺在《寂靜》中走向那棵老核桃樹時已經心死了。
回歸漢語的優美與詩意
對文體結構和對語言鍛造的孜孜以求是李銳作品非常突出的風格，也是一個優秀作家的顯著標誌。
曾幾何時，我們的文壇流行粗糙的文字，流行審醜情結，作家們紛紛從粗話中尋找快感，從性描寫和血腥暴力中獲得樂趣，以至於我們的文學一天天粗鄙化。而閱讀李銳則使我們找回了漢語敘述的信心。
結構看似隨意，實則經過了精心錘煉，樸拙的外形下有著精巧的內核。李銳這些短小精致的小說，以極小的篇幅容納了極為深廣的社會曆史內涵。每一篇小說都隻有四五千字，隻有一兩個人，一個情節，甚至隻有一幕場景。但這樣更有力道，更有其單純帶來的鋒利。李銳摒棄了對故事的完整演繹，而是截取某個農民日常生活中的某一個生存的瞬間，在這個瞬間裏展示出所敘人物的生存狀態和生命體驗，凝聚著極為深刻的生命感覺和人文思考。整部文集正是將這樣十六個短暫的瞬間連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麵不同視點呈現出當下鄉村麵貌，帶給人濃重的滄桑感和悲涼感。
就單篇作品而言，往往開篇很突兀，以一幅畫麵或者一個動作進入敘述的中心，簡潔明快地抓住讀者的注意力。敘述中將問題置於背景的一角，而將筆墨的火力集中於人物的內心體驗，將之做了詩意婉轉的鋪展。
《銙鐮》講述了一個媒體上常見的上訪故事，有來的哥哥拿到了村長貪腐的證據，上訪六年，非但沒有告倒村長，反而被村長暗害了性命。有來接著告了三年，仍然毫無結果。在一次狹路相逢中，村長以言語相激，原本準備去割玉茭的有來用手中的銙鐮割掉了村長的人頭。這應該是一個非常慘烈血腥的故事，然而李銳用了舒緩婉轉的語言，將故事敘述得詩意敞亮。
一開頭，“他”把洗幹淨的銙鐮和杜文革放在院子裏的八仙桌上，讓讀者有點迷糊，不太明白杜文革究竟為何物。作者並不去揭穿謎底，而是宕開一筆，描寫“他”在井台如何仔細冷靜地衝洗自己，在衝洗過程中他獲得一種超脫的喜悅。“幾年來的煎熬總算熬到頭了，一切都了結了，一切都和自己無關了。”二十六歲的他，居然“心裏由衷地湧起一陣豁然開朗的快樂。”他仔仔細細地衝洗自己，“想把心裏的肮髒氣衝幹淨，想把二十六年來在人世間染上的肮髒氣都衝幹淨。”衝洗後，“他覺得心裏邊又寬敞又幹淨，眼睛前麵又豁亮又空曠。”這樣詩意的感覺似乎與一個殺人犯相去甚遠。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他如此快樂於殺人呢？或者說他到底有著怎樣深重的悲情和憤怨，才使他殺人後如此快意？
衝洗幹淨後的“他”連衣服也不願意再穿上，他喝酒，與桌上的人頭說話。原來他放在桌上的杜文革是村長的人頭！他終於有機會和村長平起平坐並且談心了，在對話和意識流動中回想了殺人的經過。他在桌上用酒寫下“替天行道，為民除害”八個大字，然後氣定神閑地等待警察的到來，等待結尾處的死亡。在他心底的道德平台上他是代表正義的，他維護了作為一個人的尊嚴和榮耀。這是他快樂的根源。
作者並沒有執著於故事的延展，而是將主要筆墨集中在“他”的意識流動上，將很多優美的景物描寫穿插在文中，營造了一種奇特的溫婉詩意而又慘烈的語境，令人嗟呀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