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些症候式的有意顯露，比如《桔槔》中“山底下是半幹的七曲河，河中心紅褐色的石頭河床裏，黑黃色的河水翻著刺鼻的泡沫，像一道潰爛的傷口。”《銙鐮》中“村長的地有人種，村長從來都是不下地的。”這些地方鋒銳、簡練、明快。執寸鐵而殺人。
他的語言在恢複漢語的優美、凝練和詩意，極其幹淨利索，既充滿詩情畫意，又蘊蓄著老莊天地人同構合一的宇宙意識，體現的是作家的生命意識和對自然的情感態度。在溫柔婉轉的後麵還深蘊著作家的關懷，他對農民生存處境的悲憫，對農村、農民，甚至農具未來命運的深深憂慮。
七、李洱小說與曆史的重構
有論者這樣說：“李洱在小說中有一種抿著嘴淺笑、偷笑和皮笑肉不笑的內斂式幽默。而這種幽默歸根結底就來源於花腔的戲謔性。花腔的戲謔性是指：盡管作者和所有敘事人都明知曆史就是耍花腔、自己對往事的敘說就是耍花腔，曆史早就有將自己花腔化的潛在渴望——即是說，曆史的真相是難以獲得的，但所有敘事人都保證自己‘有甚說甚’，‘哄你是狗’，作者本人也煞有介事地去追逐所謂的真相。真相和真相的不可獲得與難以獲得之間的差價、追逐真相的巨大努力與得到的真相戰利品之間的差價，正是戲謔性的由來，卻也剛好附帶性地構成了小說的‘狂歡化’特質。”用魯迅的話說：“在莊嚴高尚的假麵上撥它一撥。”
《誰曾經是我》是葛任所寫的一首小詩，應看作小說《花腔》的靈魂，探索的焦點。
“誰曾經是我，誰是我鏡中的一天，是山中潺潺流淌的小溪，還是溪邊濃蔭下的蠶豆花？誰曾經是我，誰是我鏡中的春天，是築巢於樹上的蜂兒，還是樹下正唱歌的戀人？誰曾經是我，誰是我鏡中的一生，是微風中藍色的火苗，還是黑暗中開放的野玫瑰？誰於暗中叮囑我，誰從人群中走向我，誰讓鏡子碎成了一片片，讓一個我變成了無數個我？”
這首詩在小說中被多次引用，充滿了探究和對自我的拷問，而缺少當年那個革命時代常有的樂觀豪邁的味道。相反，很猶疑，很迷惑，似乎迷失了真實的自我，不知道自己從何處來，到何處去。曾經的歲月成為濃濃的眷戀纏綿於詩中，表現出一種探究自我真相的勇氣和急迫。
這首詩的出現驚動了幾方人，國民黨、日本人、延安方麵，還有諸多關心他愛他的人，包括他的妻子冰瑩，才會有諸多的人前往二裏崗尋找葛任。可以說這首詩就是一條隱現在紛繁複雜的各類人等和各種關係中的一條線索，它在忽隱忽現的故事情節裏穿梭，有助於我們理清作品的思路。
作者有意在曆史的迷霧中打撈真實，但是故事寫得撲朔迷離，三個人的口述曆史加上眾多的報刊引文：“有甚說甚”的講述者是糞便學專家白聖韜，延安方麵派出，他是在1943年3月由白陂至香港途中講述給時任國民黨中將的範繼槐聽的，由隨從丁奎記錄。“喜鵲唱枝頭”的講述者是勞改犯趙耀慶，他是在文革時期（1970年5月）的信陽莘莊勞改，講給調查組聽，記錄者餘風高。“OK，彼此彼此”講述者是法學泰鬥範繼槐講給白聖韜的孫女白淩聽。2000年6月從京城前往白陂途中，他反複強調，說的是“大實話”，“出於對曆史負責的精神”，要把“這段曆史留給後人”。
因為三人所處的處境、地位、時間地點、當時社會對葛任的評價不同，而使他們的講述有時候甚至大相徑庭。前兩部的講述者處於被迫狀態，生命受到威脅，所以言語謹慎。尤其是趙耀慶，他的講述關係到他的生命，而他得到的又是一個錯誤的信息，以為與葛任攀上關係後會保住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