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任渴望遠離政治，卻陷入了政治的漩渦。他是個個人主義者，有自己的憧憬與理想，但他的生命成了權力之爭的犧牲品。在他的生命即將結束的時候，他對範繼槐說他的誌願是當一個自由自在的文人，可是實現這種個人的自由願望是多麼的難。
鬥爭無處不在，黨派之間，人與人之間，曆史與現實之間，國與國之間。鬥爭觸及到靈魂和肉體，血淋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各種各樣的爭鬥。曆史之途就是一條充滿凶險的爭鬥之途，弱者就是陪葬品，美好品質、個人身份都成了陪葬品。曆史是勝利者書寫的，是被竄改和蒙蔽了的。這也就涉及了新曆史小說的諸多對曆史的看法。
《花腔》引發了我們對於曆史與現實，真實與虛構，記憶與遺忘，個人與群體等諸種生存狀態的體驗和考察。知識分子在李洱那裏受到深刻的考察，他超脫的觀望和嘲諷著知識分子的一切喜怒哀樂。李洱的小說總是讓人感覺意猶未盡，關於後來的情節以及故事的真正結局都是由讀者完成的，他用語言及情節的與眾不同來使讀者融入其中，發揮自己的想象，引發讀者沉重的思考。
《午後的詩學》中費邊是位大學教師，他一張嘴就是詩學，是對自己日常生活的精妙分析，有時還包含著最高類型的真理。90年代初他們經常聚會，這種帶有知識分子沙龍或者自由主義者聚會的形式，實際上是對焦慮的一種主動撫慰，渴望在這種形式裏得到緩解。有著“那個時代特有的頌禱、幻滅、悲憤和惡作劇般的反諷。”過去的朋友韓明當上了係主任兼黨支部副書記，在即將上任前把三把火的想法（政治學習打卡；開辦學術講座等）告訴了費邊，費邊卻將哈姆雷特的名言送給他：“在一個顛倒混亂的時代，唉，倒黴的我卻要負起重振乾坤的責任。”如果放在韓明當官之前，這句話定會博得讚賞與共鳴，但時勢的改變卻使這句話顯得不合時宜，甚至在韓明看來有諷刺和嫉妒之意。費邊在妻子生孩子時未參加政治學習，便被扣了五十元獎金。
兩個人正式鬧僵是六月下旬準備係裏的歌詠比賽，韓明親自監督老師們的排練，並訓斥了一些老師。費邊插科打諢說，記不住歌詞應該怪那些歌詞文理不通，文過飾非，虛張聲勢，咋咋乎乎，和真實相違背，先天具有被遺忘的性質。費邊的話解構了嚴肅的訓斥氣氛，使話題巧妙地轉向。並得到了呼應，一位寫過《建安風骨論》的副教授說，往人堆一站，聽大家打狼似的一吼，舌頭就不聽使喚了。費邊借題發揮，這些歌曲一旦與個體經驗相脫離，就成了虛妄之物，記不住它，是因為它遭到了人的記憶的排斥。即便借助強勢力量侵入了記憶，也無法在記憶中紮根。因為你發出的是別人的聲音，它取消了個人存在的真實性。這一段頗見功底的發言如果從純粹學術的角度出發，是非常精彩深刻的。但是在此刻的氛圍，韓明就認為是對他行政身份的抵牾，剛剛走馬上任的韓明想通過這樣一個活動“給自己的從政生涯來個開門紅。”而在費邊等人看來，為了爭奪名次而反複排練的這類歌詠比賽是無意義的。二者的基本目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甚至精神氣質出現了南轅北轍的差異。兩人由口角爭風升級為拳腳相加，兩個人的友誼到此戛然而止。
費邊開始整天琢磨可能會被捅刀子的方式：收集課堂內不謹慎的言辭，整理後交給領導；職稱問題；朋友中造謠等。詩意的費邊變成了世俗的費邊。這段時間他嘴邊的不再是詩學，而是民間諺語，諸如，“先下手為強”，“老虎屁股摸不得”，“死豬不怕開水燙”，“我也不是手端豆腐的”等等。這些話語反映出費邊頭腦裏的政治意識和他對生活的認知。一個努力想要擺脫被異化的生活的人，發現自己已經被政治權力化，日常生活被權力所毒化。僅僅是與直係上司的一場頂嘴就足夠讓他草木皆兵，神經高度緊張，喪失了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意誌，這實際上是一種極其荒誕，極其苦澀，而又在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諷刺。而韓明由一個自由發表見解，在沙龍中暢談的自由知識分子，一經披上官衣，便不能容忍異端和玩笑的存在，他要的是權威和統一整齊的唱歌隊伍。於是費邊的戲謔就成了對韓明主任權威的冒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