誇富炫貴的芭蕾舞會場和擠得臭汗淋漓的廉價商店；在房東家為躲房租而賊一樣小心謹慎與優雅的早餐地點。畫出一條界線，一邊是“我”清貧的留學生生活，一邊是豐足、華麗和典雅的外交官夫人生活。分明是兩個階層的生活。
另一個場景是：在安德烈、裏昂與我的一次早餐桌上，裏昂和安德烈有過一次極為激烈的衝突，這是兩個都愛著“我”的男人唯一一次麵對麵。在裏昂看來，中產階級是美國個性消亡的一個鐵的證據，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八十的中產階級是消滅真正藝術的大軍，是精神、文化的垃圾處理器。有多少無靈魂的音樂、繪畫都朝著這個巨大的機器傾倒，都會被消化、排出。這個巨大的機器可以改變藝術的原則，腐化包括海青、王阿花在內的藝術家，誘引他們去畫那些俗不可耐的人像、燈罩。他認為安德烈這樣的人把自己從早上九點到晚上五點的生命都早早的賣給別人了。裏昂指責安德烈不懂得犧牲，任憑FBI折磨“我”的身心。
而以安德烈為代表的中產階級看來，裏昂這樣的人自以為是，活得連基本的生活體麵都不要，可以靠救濟金、失業金糊口，這樣的人怎麼能奢談藝術呢？而正是他們辛勤納稅，才由政府將稅金變成失業金或救濟金——對這一批對社會負有重責的人，優越感從何而來呢？因此，安德烈用付帳的方式羞辱了裏昂，“我這個出賣了自由的奴隸用他的賣生錢宴請一個自由人，這不是很滑稽嗎？也很不公道。我也許像你說的那樣，把生命的主要段落出賣了，但我換來的是尊嚴，是給一個女人起碼的體麵生活的力量。假如我一旦失去這個尊嚴和力量，我根本不會走近任何一個女人。尊嚴和生存能力，給一個男人最起碼的去愛女人的條件。沒有這個條件，你連雄性也沒有。”
這不僅僅是兩個男人為爭奪一個女人的鬥爭，而是兩種生活理念、兩種價值觀的交鋒。是對“犧牲”這個主題的不同理解。很顯然，作品中“我”認同安德烈的價值觀，這是一種更現實、更物質的價值觀。裏昂、安德烈、王阿花等都是在美國出生、受教育，但是他們卻成長為截然不同的人。
《也是亞當，也是夏娃》中“我”和亞當都是在現代都市文明熏染下極度自私的男女。亞當英俊、富有、高雅，是個極為出色的園林設計師，豐厚的遺產和專業的設計使他極為富有。他卻厭倦女性，是一名同性戀者。想要有一個生命延續自己生命的渴望使他尋找一個母體來替他生子。而亞當之所以選擇黃種人，是看中了“我們”的現實、自律、忍耐，他希望這些素質被遺傳到下一代身上。“我”是一名亞裔留學生，被丈夫拋棄加上失業後極度窘困、孤獨，心力交瘁，為了掙五萬塊錢，甘願做這個孩子的溫床。不帶絲毫情感因素，他們用一支無針頭的注射器代替了激情迸發的男女對接，一顆生命的種子居然就此開始生長。“我”順利懷孕了。不能不讓人讚歎生命的堅韌和神奇。
原本“我”隻是為了錢，但是孩子出生後一切都改變了。血緣中的骨肉親情使她和女兒之間有一種奇特的聯係，孩子的每一聲啼哭都牽扯著她的心。她心甘情願為她哺乳。然而害怕被孩子牽連使他們兩個人都選擇了要求母親離開。她選擇了徹底消失，不給自己想念菲比的機會。然而一年後，亞當找到了我，此時菲比因為一次高燒而變成了重度殘疾，變得又聾又啞又盲。我回到菲比身邊，天然的母女情也回來了，我對菲比照顧得很精心，成為菲比唯一的快樂。然而我也需要正常的生活，需要婚姻，這是亞當和菲比給不了的。我開始與一個看起來很合適的律師約會，很快便向婚姻走去。但是我對他隱瞞了菲比。於是，在一次時間上無法兼容時，我和律師之間發生了劇烈的爭吵。為了留住貌似合適的婚姻對象，我再一次離開菲比，住進律師家。半年後，菲比重病死去，我看清了自己的內心，結束了與律師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