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讓葡萄能嫁人過正常的生活，這期間，孫克清偷偷出走過一次，但後來被葡萄找了回來。為了堵住惡棍五合的嘴，她給麵，給自己的身體，最後把他引到侏儒廟，借助兒子和侏儒們的力量殺死了他。就像一個安泰、沉著的地母，她用自己的臂膀為公公撐起一片安全的天空，不管外麵怎麼喧鬧、革命、進步，她隻管護住紅薯窖。她相信“躲一步是一步，這裏什麼事都發生過：兵荒、糧荒、蟲荒、人荒，躲一躲，就躲過去了。”“什麼人什麼事在史屯都是匆匆一過，這麼多年，誰在史屯留下了？過去了，史屯就還是一樣活人過日子。什麼來了，能躲就躲，躲過了就躲過了。”
《小姨多鶴》以一個無比慘烈的故事開場，二戰結束前，日本敗退，一批被移居中國黑龍江境內開荒拓土的日本農民也處於生死險境。於是有村莊整體自殺，十六歲的多鶴從血腥的自殺中僥幸逃了出來，跟隨大隊日本人開始驚弓之鳥一樣的逃亡。沿路被蘇聯士兵槍殺，被中國遊擊隊截殺，承受饑渴勞頓之艱辛。人口不斷減少，多鶴的母親、弟弟、妹妹也慘死其中。一次土匪的襲擊中，多鶴和十幾個女孩子被搶走，被裝在麻袋裏論斤拍賣。“好歹能推推磨，一頭驢也不止七塊大洋。”十多個日本婆子就這樣成為某個農民的妻或妾。張儉家因妻子朱小環不能生育，在父母授意下買下了多鶴當作生育工具，在多鶴生下一女二男後，張儉成功丟棄了多鶴。二十多天後，多鶴又奇跡般找了回來。這一家成為骨肉相連，誰也離不開誰的一家，這樣畸形而又奇特融洽地生活在一起，經曆了四清、文革、張儉入獄等困境，多鶴甚至等來了日本親人（當年她救助的女嬰久美）的召喚，她仍然牽掛著中國的丈夫和孩子們，將重病的丈夫接到日本治療，將兒女們一個個辦出國。寫下的是一個日本女子的人生傳奇。
與《扶桑》相似的是，都是講述的一個女子在異國生活生存的境遇和故事，都有著隱忍、懵懂和對人生苦難的承受精神。如果說扶桑身上更多女性和妻性的話，那多鶴身上的母性和人性更為完整。小說第一章刻意描述了一幅母子沐浴圖，明明是他人的生育工具，卻因那孩子是自己的骨血而深深疼愛。作者有意將日本女子多鶴與中國女子朱小環放在一個屋頂下麵，似乎有一種民族性格的對比，多鶴的勤勞，追求盡善盡美，“手絹疊得四四方方，留著花露水兌摻米漿的香味。家裏每條手絹都逃不過多鶴的烙鐵，大大小小的人走出了張家，都像從烙鐵下走出來一樣平展。”她把家裏的地板擦得鏡子一樣光亮，窗戶玻璃亮得跟新的一樣，從來不會偷奸耍滑。對多鶴美的描述是模糊的，印象式的摹寫。“看起來她是世界上最幹淨，剛剛從水裏出來的一個人。”而她的語言，半日語半中文生澀蒙昧隻有最親近的人才懂，“夾著隻有最蒙昧的生靈才懂的詞彙”。
嚴歌苓似乎認為人不必以語言交流，靈性的動物，隻需用感覺、眼神、輔以手勢就能互相理解。《扶桑》中扶桑與克裏斯之間隻有簡單的詞彙的交流，也有著對異族的仇恨、歧視與神秘的向往。《人寰》中生活在異國他鄉，被迫以他族語言為主要語言，因而語言中充斥著錯誤。還有步態，纏過小腳的扶桑和日本女人多鶴都不太利索。（多鶴）“她的步子總是那麼稚拙可笑，有一點像得過小兒麻痹症的人。”
而朱小環呢，好吃懶做，喜歡吃零食，說閑話，她交遊廣闊，靈變機動，能迅速與任何人建立友善關係。她聰明，做衣服、做飯菜都能有創新，但都隻憑借興趣。一張利嘴可以讓各色人等為她效勞。做事時最喜歡偷奸耍滑，甚至小偷小摸，滿口“湊合”。對人生從來不絕望，“路總不該走絕吧？連多鶴那個村子的人逃難逃得東南西北全是絕路了，還不是活出個多鶴來嗎？”就像以多鶴口氣說出的那樣：“這是一族多麼吵鬧的人！”“他們花多少時間在吵鬧上？他們不吵鬧或許地板可以幹淨些，家具可以整齊些，衣服可以平展些。若少花些時間在吵鬧上，他們也不必湊合吃、湊合穿、湊合活著了。”
在災難來臨時，多鶴是戴上代浪村人發明的木桶去砸一小時五分錢的石子兒，可以一人幹三個人的量。而作為對比的朱小環一小時要抽一毛錢的煙，而且隻幹了幾天就不耐煩了。還有刻鋼字，朱小環隻去了一天就不幹了，而多鶴不但堅持了下來，還背著沉重的鋼字到家裏刻。而朱小環則偷摸拐騙，用她活潑爽利，會說話籠絡一批阿毛幫她跑腿，給她送東西，包括監獄的司務長也是幾個回合就被她拿下，給她送各種監獄食堂裏的吃食。在這兩個女人身上，傳統印象中的中國女性的勤奮耐勞吃苦精神都被顛覆了。如果作兩種民族性格的比對的話，那代表中國的朱小環明顯輸給了代表日本的多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