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作者並未因此讓讀者看輕了她，或者說她想寫出人性的或中國人的民族弱點，而是認為這也是一種生存技巧，沒有朱小環，多鶴和她那些孩子就一天也活不下去。同時寫出朱小環的寬厚、仁慈和博大的愛心，她對多鶴不是沒有過妒嫉和仇恨。她聽了多鶴的慘烈遭遇之後，她對這個女子產生了深厚的同情，從此也將她和她的孩子納入自己的庇護之下，母雞護小雞一樣用自己那雙並不堅硬的翅膀保護她們。她深深愛著那些孩子，完全視同親生；她深深愛著多鶴，當作自己的親妹妹；她深深愛著丈夫張儉，把他當作自己生命中的另一半血肉。正是朱小環的愛將這個家緊緊聯在了一起。這樣，她的小奸小詐、小壞、口舌鋒利等缺點都成為了可愛的點綴，成為這個人物形象豐富的另一個側麵。在人性整體敗壞的文革時期，她的壞不過是為了對抗更大的惡，是一種自衛。她的人生哲學，諸如湊合……都成為生存的智慧。
小說特地安排小彭和小石的出現來突出人性是如何被情欲和政治扭曲的。小石和小彭同時愛上了多鶴，並在頻繁登門時發現了他們家隱藏的驚天秘密。本來像個孩子一樣愛說愛笑，總是滿臉笑的小石，幾乎每天都來張家，拎一包綠豆或一包點心的他會因為想占有多鶴而想去告密，他以“檢舉”來脅迫多鶴就範。作者對此的解釋是“一個陌生人在小石身上附了體。”“在樓梯上截住多鶴，要挾她，在她身上留下黑爪印的就是小石身上附體的那個陌生人。將來要多鶴就範，不從就把她送進勞改營的，也是那個附體在小石身上的陌生人。”而這個陌生人從何而來？情欲和當時的政治環境對人性中惡的一麵的煽動和激發，使一個原本可愛甚至有些乖巧的男人變成了潛在的惡魔。而這“惡”和對惡的後果的恐懼則使另一個沉默、馴善、憨厚的良民張儉潛意識地變成了一個殺人惡魔。此後不久張儉在貌似意外的事故中以吊下來的鋼板砸死了小石（他們同在鋼廠上班，張儉是吊車師傅），小彭則與鄉下妻子離婚，在文革中成立造反派，把張儉以謀殺罪送進了監獄。
“這是個天天翻出無數謎底的大時代。樓上的一個鄰居家裏突然闖來一群紅衛兵，揭了這家的謎底：台灣的潛藏特務，天天收聽台灣廣播。對麵樓上的一個女人也被揭了謎底：在她做工人階級的妻子之前曾經是國民黨連長的臭太太。大孩、二孩中學裏，原來一個教師正經人似的，紅衛兵稍微一追究，發現他是個漏劃右派。上百幢紅白相間的家屬樓破朽不堪，卻被天天刷新的大標語白紙黑字地統一了。哪幢樓裏多出了幾個反麵人物，哪幢樓便淡妝素裹，大標語從前陽台後陽台飄然垂降，擋風擋太陽。”幾句近乎戲虐的語言點染出那個荒謬的大時代。正是在這樣荒謬的時代，才會有小石的變異，張家畸形的家庭，多鶴身為母親不能堂堂正正當母親，身為妻子的不能堂堂正正成為妻子。丫頭去上了滑翔學校，卻因偽造農民檔案和夜裏說日語夢話而被送進了精神病院治療。
多鶴和小環是一種奇特的女性關係。她們是情敵，分享一個男人，她們性情截然不同，一個喜慶、熱鬧，走到哪裏都響喳喳的，有點懶，有點兒投機取巧，愛利用人，愛笑；另一個沉默，因為不懂中國話幾乎被看成啞巴，做事勤勉、完美、一絲不苟。然而這兩個女人又是最深刻的同盟，她們都是男權中心的受害者，都是中日戰爭中最無辜的人。朱小環被醉酒的日本鬼子追殺，騎上一頭耕田的牛，而被摔下來，摔掉了七個月大的兒子和生育功能，不得不接受夫家找人代孕的屈辱事實。而竹內多鶴父母、兄、弟、妹都慘死於戰爭，十六歲的她都已經曆過最慘烈的血腥自殺場麵，經曆過母親殺死自己孩子。在凍餓交加中被論斤拍賣，成為生育女奴的人生悲慘遭遇。因而她們從內心深處又是最堅固的同盟軍，彼此之間從沒有真正仇恨過，相反，多鶴在山上生雙胞胎兒子的危險時刻，是小環守護在她旁邊。她們在窄小的家中和平共處，各自發揮特長，共同愛著那個男人和幾個孩子。
《人寰》的糾葛
《人寰》的講述者是一個在國外留學的知識女性，表麵看起來老練，沉著，機智，幹練的她同樣是不幸福的，甚至因此要去看心理醫生。而她痛苦的根源在於被愛情幻覺遮蔽，故而無法享受愛情和幸福。作者在這部作品裏借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相關理論，比如戀父情結，對一個與自己父親同齡的男子所吸引，幾十年都無法解脫這種精神枷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