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提到對易感之心的奴役，提到自己與父親以及祖父一脈相承的清澈的良知、奴性和感恩。反思傳統文化的弱點，道德上追求完美使自己在人際交往中往往陷入弱勢和被動。統治人、利用人的病毒早已經侵入人們的血液，滲透進骨髓。“所謂的深意，往往在於隻鱗片爪的寥寥數筆，仿佛一些不起眼的路標，一不小心錯過了，便從此南轅北轍。在這種意義上，小說的閱讀並不是消極的消遣，而是一場對讀者的敏感、專注、理解，乃至智力的挑戰。”
相對《人寰》而言，《一個女人的史詩》明顯過於粗糙了一些，有刻意拉長的痕跡。田蘇菲一生其實乏善可陳，她用很笨的方式愛一個男人，愛了一輩子，最後那個花心男人屬於她了。新中國幾十年的發展是她人生故事演繹的背景。與其說田蘇菲的故事曲折動人，不如說是背景延伸的波瀾壯闊、跌宕起伏。從十六歲懵懵懂懂踏上革命之旅開始，她的生活始終不在她的掌控之中。去革命是因為一件毛衣被人騙走無法給母親一個交代。與歐陽萸結婚是因為有了孩子。她從來沒有理解過歐陽萸，卻一輩子跌跌撞撞地跟在他身後，為他嫉妒，為他遮風擋雨，為他含辛茹苦。田蘇菲由一個單純沒心沒肺的女孩子成長為一個潑辣精明能幹的主婦的過程寫得很細致。在她的成長過程中隱含了中國當代曆史中諸多大事件，諸如大躍進、大煉鋼鐵、大饑荒、反右、文革等屬於中國人的創傷記憶。
歐陽雪是長大的穗子，更有主見，更敏感尖銳，更有尊嚴感和獨立意識的少女。她看穿並不屑母親的笨拙，為她的審美而羞愧。在作品中，歐陽雪與田蘇菲之間，田蘇菲與母親之間，母親與老外婆之間都曾有過緊張對峙的母女關係。甚至輕微的嫌棄、嫉妒。隨著年齡的增長，有了一些緩和，但是沒有達到融洽理解的地步。田蘇菲的母親當年為了逃避老外婆安排的婚姻而離家出走，幾十年不與娘家來往；田蘇菲因為被人騙走一件毛衣而離家參加革命，後回家也一直在母親的教導和訓誡之下，雖然她並沒有聽從；歐陽雪和姥姥十分親近，卻與田蘇菲疏遠，她甚至多次說母親不會愛爸爸，愛得太辛苦了。
“革命”這個詞被嚴歌苓悄悄解構了，這個神聖的詞在田蘇菲一生中扮演著特殊的角色。開篇第一句“田蘇菲要去革命了。”這與《阿Q正傳》中阿Q所念叨的革命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他們都不明白革命的內涵，僅僅將之作為改變生活的一種時髦方式。田蘇菲去參加革命可以躲避母親的笤帚苗子和對毛衣下落的追問。在她的想象中，革命極為簡單，就是跟著前來邀約她的同伴走就行了。而同行的四個同伴都帶了交給黨的經費或藥品而神速入黨，她卻錯過了機會。她在革命這個非常重大的問題上十分懵懂。
小說中田蘇菲多次念叨“革命是殘酷的，”毋寧說人性是殘酷的。三子被打成“老虎”，歐陽萸的牢騷：“運動一來，沒幾個有腦子的，也沒幾個安好心的！”在這裏，幽靈作者再次顯現，各種人利用各種現實條件為誘餌比如恢複身份、工資等，來奴役別人，剝奪別人的勞動成果。
二、遲子建的生態寫作
遲子建可能是中國當代文學作家中很難描形歸類之一，說她俯首鄉土，她卻有相當數量的城市小說；將她劃歸女性寫作，她卻顯然從未做出小女兒態；剛剛稱讚她的兒童視角、童話色彩，她卻一出手即是寒森森的苦難的夜晚。但這並不意味著她沒有自己的寫作追求，恰恰相反，幾十年來“？一種一以貫之又逐漸深化的文學意緒含化在遲子建的小說中，那就是對在時代日常流程中逐漸流失的美與愛的追懷和尋求，追懷是向後回溯，尋求是麵對目下和向往未來，而這一切，關涉當今時代人性的健全發展和人類永恒的生存理想，基底上是對生命的殷切惜重。”正如吳義勤說：“遲子建的小說，自始至終站立著一個不斷成長著的抒情主體形象。這是一個對真、善、美充滿了熱情與期待的主體，她有著憂慮、典雅而敏感的氣質，既有對生活與人生浪漫而詩性的想象，又有對人類精神家園溫情的回憶與張望；她的目光透明而純淨，她堅定不移地尋找著人生的詩意，又以悲憫和仁慈的情懷注視著人間的悲歡離合；她是生命的歌者，又是生存之痛的體驗者。某種意義上，正是這個充滿魅力的抒情主體決定了遲子建小說的風格與基調。”
因此，對遲子建而言，僅僅將她歸類鄉土小說或女性文學，僅僅討論她的故鄉情結，地域文化色彩，實際上把遲子建作品價值給裝罐密閉起來了，不利於探討她的作品更為深遠的價值與意義。其實她無論落筆令人沉醉的故鄉風物，或是特異的人文風情，都以詩性的意境，幹淨澄澈的語言表達了自己對生命的關注與熱愛，對自然的敬畏，對人類生存的體察，對愛與美的真誠信仰，生命如何在有限的時間中獲得意義。在她的作品裏始終繚繞著一曲生態的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