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敘事者立場來審視《額爾古納河右岸》，回憶與懷舊是小說的母題，而不僅僅限於情緒、氛圍的層麵。《額爾古納河右岸》中懷舊也是對傳統生活方式，對古老文明的懷念，而這種古老生活方式的喪失，鄂溫克人最終的無家可歸則使懷舊帶有了某種悲愴的氣質。這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裏也是一樣的，“我”的悲痛還可以在三山湖找到些許慰藉，烏塘人的悲痛要到哪裏去療傷呢？“我”無力回答，隻好逃離。在這裏，作為敘事者的“我”對敘述者的我提出了尖銳的質疑，隻好由敘事者的我寫出來，公告於天下。
如前所述，生態小說既關注與環境汙染相關聯的社會生態危機，更關注人類的精神危機，二者其實是一個問題的兩麵。生態就是生命的存在與演化之狀態。生態文明的存在以生命存在為前提，鮮活的生命和生物之間和諧共生的聯係所形成的生機勃勃的生命狀態是生態文明的首要特征。因此生命是生態小說的關鍵詞，對生命的重視和推崇，對生命聯係全麵而深刻的審視，對生命的關注，是生態小說的目的。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我”連綴起過去、現在，並融合眾多苦難中掙紮的人們的生存經驗，實現了對底層生命存在形態的表達。也因此實現了對時間的超越，並將個體的血淚體驗熔鑄進了對文明進程的思考。《額爾古納河右岸》則全力以赴投入了文明與生態衝突的題材的寫作與拷問。這是一部灌注著生態情感與生態智慧的奇書，雖然對這部作品的單篇評論已有很多，但是，筆者認為此書的價值和意義還有待繼續挖掘，它必將擁有更高的稱譽。
有論者稱這部小說是挽歌，是不無道理的。隻是僅僅稱挽歌，稱道其“傷懷之美”太輕柔了，抹殺了小說中強烈的悲愴氣質。其實作家的筆是不乏冷厲和堅硬的，就像遲子建的個人氣質裏有溫情寬容的一麵，也有固執和強大的內心力量是一樣的。小說既是探微索隱的對鄂溫克這一古老部族何以毀滅的發生學研究，更是這是站在人類、地球、生態立場的質詢與追問，人究竟應該怎樣活著？怎樣對待異己的生活方式？古老部族該怎樣在現代文明中謀求發展呢？人類如何才能與自然和諧相處？怎樣真正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這些質詢和追問貫穿小說始終。同時“我”以九旬老者的眼光回溯部落的曆史和生活，在對一個個人物命運的描述中同樣拷問了人性，拷問了良知、靈魂和情感。
長篇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於2008年榮獲第七屆茅盾文學獎。小說以溫柔抒情的方式講述了我國東北少數民族鄂溫克族的頑強堅守和文化變遷，她以一位已年屆九旬，這一弱小民族最後一位酋長的女人--“我”，自敘的方式講述了鄂溫克人的生活方式，生存現狀，人生信仰、民族性格及百年滄桑，表達了對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堅持信仰、愛憎分明等被現代性所遮蔽的人類理想精神的彰揚。作家將小說分為四個部分，“清晨”、“正午”、“黃昏”、“尾聲”，似是一部悠揚和諧情感豐富的田園交響曲的四個部分。她以優美的敘述告訴我們，一旦人的意識覺醒，生態資源就成為牟取暴利的工具。於是人們紛紛打起發財致富的如意算盤。“發現”既是福音，又是降臨到森林生靈身上的災難。那麼，所謂的“開發”到底有什麼意義呢？它對自然、生態的破壞，加速珍稀物種的滅絕。正如美國生態女權主義者蘇珊·格裏芬曾說，“生命懸浮在一種脆弱的平衡上，即使是最短的時刻也承載著一種巨大的壓力。”人類的貪婪所帶來的隻能是自然和美的毀滅。
鄂溫克人生活在中蘇邊界的額爾古納河右岸，他們信奉薩滿，與馴鹿相依為命，並隨馴鹿過著搬遷、遊獵的生活。他們與大興安嶺和諧相處，既從山中獵取各種動物，也用自己的方式保護著那片山林，在他們的關係中體現了一種互惠的負責的生態倫理道德觀。作者以對這種生態觀的深情回溯，表達了濃厚的生態文化憂患意識和對現代文明的深刻反思。作為一個從大興安嶺走出的作家，“我就是在那片土地出生和長大的。少年時進山拉柴燒的時候，我不止一次在粗壯的大樹上發現怪異的頭像，父親對我說，那是白那查山神的形象，是鄂倫春人雕刻上去的。我知道他們是生活在我們山鎮周圍的少數民族。”她對那片土地抱有極深的情感，也因此敏銳地發現了現實中存在的問題：大興安嶺麵臨著嚴重的生態危機，酷愛自由、熱愛歌唱的鄂倫春民族麵臨消失的威脅。
生態危機包含兩個方麵的內容，一是日益嚴重的自然生態危機，一是由現代審美文化領域中諸種跡象投射出的人的精神生態危機。生態文化既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同時也追求人類的身體與心靈，自我與他者，世俗生存與精神信仰的和諧。生態文明的理想境界就包含在自然、世俗生存、超越性精神信仰三者之間的動態平衡關係裏。額爾古納河右岸就像是一個被濃縮的地球，它的變遷反映了地球的生態變化。隨著現代化文明的深入發展，生態問題逐漸暴露出來，資源日漸匱乏，樹木被大量砍伐，鐵路公路修進山林，環境惡化，動植物屬類大量減少，它們嚴重地威脅了鄂倫春人的生活方式。他們被迫一次次遷居山下過起了定居生活，然而對山林的渴望卻使他們又一次次返回山林。恩格斯曾說：“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了報複。”“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完全可以視為一條生態道德戒律。自然物之間和諧而友好的物際生態動物的智慧，動物之間融洽關係，和善而美好的人際氛圍。美好的物際生態寄寓著作者理想化、人情化的社會，是對現實的超越，提供給人類一個好的借鑒。因為和善友愛的人際關係，是一個和諧均衡社會存在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