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靈用稿紙，雯妮麵對麵，鄺用一個前世故事，陳璧璧借助鬼魂，“講故事”是她最主要的敘述方式，或以女兒講母親的故事，或以母親講述自己的故事，這個故事多發生在中國抗戰時期，一個女人的悲歡離合，她在獨特時空中的人生際遇，她的人生所附帶的中國文化因子，以及她帶給美國女兒的影響。所有的母親都曾是小女孩，是年輕的女人，都曾單純無知，都曾有過慘痛的過去和許許多多埋在心底的秘密。茹靈的母親，茹靈，雯妮，雯妮的母親，《喜福會》中的四個母親，母親的母親，一代一代的女人的故事在她的作品中彙成一條女人河。“就是這些女人造就了她今天的生活，她們就在她骨子裏。”（《接骨師之女》）但是她們的故事埋在心底，兒女輩並不知道她們曾經的艱辛和苦難，兩代人常常因誤解而心生芥蒂，發生衝突。終於有一天，母親們決定講述自己的故事，她們揭開記憶的傷疤，把血淋淋的傷展示在女兒們麵前，把多年來的鄉愁和痛苦宣泄出來，女兒們也才真正懂得了自己的母親輩，才看到了母女間一直牽係的血緣臍帶，這是誰也無法剪斷的，它們生長在血脈深處。
她試圖通過母親故事的敘述來叩問古老的中國，那個傳遞給她血緣根脈的古老國度。它們似乎是一個巨大的黑洞，對她有著強烈的蠱惑和吸引力。而這些東西同樣帶給美國的讀者以強烈的魅惑，她的作品多次位居暢銷書排行榜的前列可以說是巧妙的注腳。（1989年《喜福會》出版，好評如潮，當年高居紐約《時代周刊》暢銷書排行榜首位高達八個月之久。）作品的暢銷也刺激了譚恩美在類似素材的反複書寫和深入思考，技法越來越嫻熟，思考也日漸深刻。
這樣，母親與女兒的關係不僅僅是女作家筆下不斷重複的意象，也成為女作家觀察世界、探討問題的特殊角度。在她們的故事裏，男性要麼缺席，要麼是反麵的存在，要麼麵目模糊。她們用母女生命鏈條的接續來構架小說敘事結構。這些母親善於講故事，也喜歡用故事的方式引導教育女兒，她們所用的語言是漢語，她們所講述的故事都是關於故土中國的。“語言是人們的文化屬性的主要載體：一個社群的文化結構的中心是它的共用的語言。”“語言比任何其他因素更具決定性地界定了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不同生存方式。語言就是一個人的屬性的載體，是觀察事物、經曆與感覺的某種方式的工具，是形成某種人生觀的決定因素。”這些母親用語言和故事將中國和中國發生的一切與美國女兒緊密地聯係起來了。
但是作為一個完全接受美國教育長大的美國人來說，讓她全盤接受中國文化，並將此當作自己的根，也是不太現實的。這些喝可樂長大的孩子已經不再是中國人，雖然外貌上與母親極為相像，但是她們不會說中文，用美國式的思維方式行事。當她們把目光投向中國時，更多的是以美國人的目光在審視東方。她的接受是有限的，帶著質疑目光和批評的。又因為她對中國文化的接受是二手傳遞，因而她對中國文化的認知有著很強的誤讀的成分。
《喜福會》中抗戰時期，國民黨軍官的妻子吳素雲隻身一人帶著繈褓中的雙胞胎女兒避難桂林城，但是很快日軍逼近，大量難民湧進桂林，每天在躲警報中恐慌度日，一天到晚處在生死一線的警備狀態。物資缺乏。“生的希望，不在洞裏，也不在洞外，不知究竟在哪裏？那完全是一種絕望的難挨的等待。”為了排遣恐懼和孤獨，為了將自己從絕望的深淵裏拔出來，她興起辦喜福會的念頭，找到幾個跟她同樣想法的年輕女子，每周一次聚會，輪流做東，出錢出力，讓大家開心，準備一些名字吉祥討口彩的點心款待大家。打幾圈麻將，然後海闊天空的談心聊天，懷念過去的好時光，企盼戰爭盡快成為過去。她們在那樣險惡的環境中苦中作樂，尋找活下去的樂趣，彼此支撐。有點像西方故事裏的十日談。
喜福會是他們勇敢堅強的象征，麵對殘酷戰爭，她們選擇了另一種麵對方式：“與其悲悲切切等死，不如快快樂樂地過一天算一天。”把每周一次的聚會過得像新年一樣熱鬧開心，至少每禮拜有一天可以忘記恐懼。而且每周有一次期盼，一次歡欣，生活中有了希望，有了活下去的勇氣。到美國之後，她們仍然沿襲了喜福會，吃中國菜，打麻將，說中文，成為她們在異鄉排遣孤獨好苦悶的方式。在美國重建喜福會，也是她們為了保留中國氣質的一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