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個喜福會也被女兒們所誤解：“在聽到媽媽的桂林故事之前，我一直以為喜福會是一個有著令我感到臉紅的，許多魅魑荒唐的中國陳規習俗的社團，好比三K黨的秘密集會，或者電視上那些印第安人出征前圍著人堆跳通通舞，反正有著一套神秘繁瑣的儀式。”吳精美直到母親素雲去世之後才發現自己對母親了解得極少。母親曾有過一次婚姻和一對孿生女兒並在戰亂中失去了他們的事實讓她震驚，而讓她更為震驚的是，母親在後半生裏一直在努力尋找那一對女兒，她以一種中國式的忍耐精神在這個秘密的折磨下痛苦了幾十年。
在譚恩美的筆下，她始終以女兒的目光，也即在美國長大，深受西方文化浸染的女兒的眼光來看待中西文化差異。在她眼中，母親形象代言的中國文化，十分負麵化，嘮叨、瑣碎、指責、挑剔。對周圍所有人，總能挑剔出種種不足好缺陷。“中國人十分注意措辭好用詞，即使是反對的意見，也要盡量使之婉轉含蓄，不要顯得太唐突地表示出來，這一套我是永遠學不會的。”家庭的專製主義，總是以自己的意願來主宰女兒的生活，要求女兒無條件地順從。如果女兒反抗則會勃然大怒。自我壓縮的人格，凡事壓抑在內心，因而性格有些變異。比如高靈把遺產分為兩半，可是茹靈一直不肯接受那一半，高靈便幫她聯係帳戶，用露絲在沙盤上寫下的股票進行投資，幾十年後已經變成一個可觀的數字，而她從未想過要動用它，而是希望它成為女兒的財富。命名的焦慮。
寫中國母親表達愛的方式不是擁抱和親吻，甚至不是和顏悅色，是用厲聲嗬斥，“不準這樣，必須那樣”表達出來的，就是“堅定而又不斷地給他們蒸湯團，煮鴨肫肝和螃蟹……”母親總顯得有幾分古怪和可笑，《喜福會》中吳精美的母親從桂林逃難到重慶，什麼都丟失了，包括一對女兒，“除了套在身上的三件漂亮的綢旗袍。”母親到達美國隨身所帶的唯一一隻舊皮箱裏隻有一大堆涼絲絲滑溜溜的綢旗袍，她說沒有時間裝別的東西了，包括爸爸的衣服。而在精美的記憶中的喜福會上，母親和她的同伴“穿著領子硬邦邦地豎著的緊箍著頭頸、前襟繡花的旗袍，樣子十分好笑——中國人日常這樣穿似太過隆重華麗，如果在宴會上如此穿，卻又顯得很古怪。”大兵壓境，死亡隨時襲來，帶著兩個繈褓中的女兒的單身母親還有閑心組織喜福會，日夜沉迷於麻將，以此來舒解緊張的神經。遠離故國後又能神奇地再次組織起一個喜福會來舒解寂寞和痛苦。在女兒眼中，這種對旗袍和麻將的深入骨髓的摯愛在那種生死掙紮的背景映照下顯得荒唐和病態。
母女之間似乎隔著一條深河母女間隔著道道重門。她們鬥心機、鬥嘴，為是否應該聽話和怎樣選擇人生而苦苦抗爭。母女之間並不曾真正相互了解過，隻是以自己的理解來彼此揣摩對方的意思。盡管如此，母女之間的血緣臍帶的情感聯係最終將跨越這一鴻溝。女兒們在現實中碰得頭破血流，她們也終於為人妻為人母，經曆人世滄桑後，紛紛回望自己的母親，從她們身上吸取力量。
在母女關係主題裏，我認為譚恩美最想說的一句話是：最大的傷害往往來自自己最親近的人。如果愛的方式不對，愛就有可能變成尖銳的傷害。就像譚恩美作品中深深困擾的母女，她們彼此深愛卻多年來不懂得溝通的技巧，因此聽不到對方的心靈的呼喚。她們之間都發生過激烈衝突，甚至到達生死邊緣。由此引出她要講述或者說探詢的問題：如何做母親，如何做女兒？母親對於女兒的成長的影響力究竟有多大？為什麼母與女這一對原本應該最親近最相愛的同性之間會發生這麼深的隔閡和傷害？怎樣溝通和相互理解？她在《接骨師之女》中說：“母親是一切的發端，一切都是從她開始的。”譚恩美在她的散文中多次提到自己母親的歇斯底裏和神經質式的以自殺相威脅，她不是說說就算，而是真的付諸實踐，並曾近乎瘋狂地拿刀架在譚恩美的脖子上逼迫她答應自己的要求。這些椎心刺骨的親身經曆是譚恩美寫作的原材料，因此可以說這些追問有著泣血呼號的意味。
《接骨師之女》
當代西方女性主義評論家伊萊恩·肖瓦爾特說：“盡管沒有天生或是固定的女性特征或女性想象力，女性與男性的創作卻有著很大的差異，因而女性文學有其獨特的屬性，有其自成一體的傳統。”南·鮑爾·馬格林將母性譜係文學歸納為如下特點：1、女兒認識到她的聲音不僅僅是她自己的；2、超越各種原因引起的盲點和歪曲之見，真正努力去了解母親的重要性；3、關於母親力量的驚人與屈辱；4、敘述母性譜係的重要性，找到一種母與女得以回歸和保留的儀式；5、還有，對與生俱來的母親傳承給女兒的沉默與痛苦的絕望和憤怒。
在譚恩美的所有作品中，都可以找出與這五個特點相吻合之處。這是與譚恩美的女性主義觀點分不開的，也是與20世紀後半葉西方世界風起雲湧的女權主義運動和女性主義思潮緊密相聯係的。無論主題、敘述風格、寫作技巧，譚恩美的小說都可以看作是關於女性個體及母女關係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