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包頭震後重建
1996年5月3日，一場6．4級的大地震突降包頭。
這是自唐山大地震後，在我國百萬以上人口中心城市爆發的最大一次地震。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使包頭建築遭到了嚴重破壞，而當時國有企業的發展也陷入僵死地帶，國企改革也迫在眉睫。這個國家“一五”期間建設的老工業基地，在當時麵臨著兩大艱巨的任務：震後重建、國有企業解困。
在這關鍵時刻，1996年底，牛玉儒同誌從內蒙古自治區政府秘書長的崗位上調到包頭市擔任市長。災後重建，千頭萬緒。百姓既要“安居”，又要“樂業”，擺在這位新任市長麵前的是一道超級難題。
“要用新的理念改造、建設城市”，“5·3地震，是天災，也是機遇。我們要在重建家園、恢複和發展城市基礎設施過程中，帶動和促進相關產業的大發展。”在牛玉儒腦海裏，城市建設與社會經濟協同發展的延展性思路日漸清晰。在市委支持下，牛玉儒很快確立了大力實施城市供水、道路通達、安居工程、舊城改造、都市村莊拆遷和藍天碧水綠地六大關鍵工程，以此切入新包頭的城市建設。首批改造重建工程量就達到400萬平方米，相當於包頭十幾年的建設規模。
“重建不是重複，在確保質量的前提下，一定要考慮科學性和美觀性，避免千篇一律‘火柴盒’。”牛玉儒同誌尤其強調這一點。不覺間，4年工夫，新建樓房麵積達到1200萬平方米，超過了包頭建國47年來全市建房的總和。而且，房屋風格各異，意趣橫生，徹底擺脫了傻、大、粗的形象。
但是建房難，拆房更難，拆“城中村”難上加難。
曹家營子、趙家營子，這兩個包頭有名的“城中村”恰好落在市委、市政府兩側的“龍睛”位置上，像兩把鉗子掐住包頭的市中心。營子裏雞飛狗跳，汙水橫流。加之流動人口多，管理混亂，治安案件頻發。政府並不是不想拆，但倘若拆遷，村民們的小賣鋪、理發店、飯店共227個商業網點將消失，村民每年的3000多萬元收入也將化為烏有，土生土長的村民們當然不願意搬遷。
因此拆遷困難重重，矛盾重重，阻力重重。
牛玉儒卻想方設法打破了僵局。
為做好拆遷準備，牛玉儒同誌親自主持拆遷改造規劃的編製、論證和政策研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決策體係。他要求有關部門，一定要把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和依法辦事結合起來。一定要做好舊村拆遷後的城市建設規劃和招商引資，給全市各族人民一個滿意的交代。
他開始三番五次往村裏跑，了解情況，交換意見。
一天，他走進一位老黨員的家，屋裏氣氛頓時緊張起來，大家都不說話。隻見他把鞋一脫，坐到炕上，笑嗬嗬地對主人說：“給我倒碗水喝。”一句話，大家都鬆了口氣。
多次進村調查，牛玉儒摸清了村民們的“心病”：“補償能不能到位”？
牛玉儒開玩笑說：“人民內部矛盾，要靠人民幣來解決嘛！”
他向村民鄭重承諾“三保證”：保證補償合理，保證新村建設規劃不變，保證不讓村民吃虧！
資金從哪裏來？不能光指望財政，還得靠市場。
一次偶然的機會，牛玉儒結識了北京錫華集團老總。牛玉儒的一番誠意打動了對方，錫華集團決定到包頭建設新式住宅小區。
最後，牛玉儒總共成功融來資金5000萬元，專門用於拆遷補償。
資金到位，成效凸現。
在村中黨員帶動下，在工作人員耐心說服下，僅一個月，曹、趙兩家營子拆遷完畢。不久，曹、趙兩家營子兩個新村又拔地而起，每一家分配了一棟200平方米的別墅。1705戶村民高興人住。
“現在不光住得舒服，靠政府給的地，掙得也比原先多，還買了汽車呢！”趙家營子新村村民李戰雄慶幸自己搬家是搬對了。
而原來炊煙嫋嫋、雞鳴狗叫、豬羊成群，下雨天泥濘不堪、刮風天灰塵漫天的“都市裏的村莊”現在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廣場和綠地，成群的白鴿在藍天中飛翔，眾多的梅花鹿在廣場的綠地上呦呦嗚叫。一幅如畫的風景就這樣在包頭市中心產生了，包頭人又多了一處休閑放鬆的好地方。
1999年江澤民同誌到包頭視察，見到全城草長鶯飛，花紅柳綠，欣然題詞：“團結奮鬥，發揮優勢，把包頭建設成我國中西部地區一個經濟強市。”
2000年6月，全球118個國家和地區的700多個城市參評“迪拜國際改善居住環境最佳範例獎”，幾年前還是黃沙漫天的包頭市竟然脫穎而出，獲得該獎。繼而在2002年因為“廣泛地為貧困人口改善了居住環境”而獲得聯合國“人居獎”。
包頭不僅渡過了難關，而且更繁榮了，甚至有了“東有大連，西有包頭”的說法。這座曾經在五六十年代為新中國做出過傑出貢獻的工業名城終於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
牛玉儒臨危受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華，出色地完成了黨交給的任務，把包頭從廢墟建造成具有現代氣息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