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可以“十步一殺人”的俠客。俠客也會因殺人報仇、躲避官府的追捕而行遊四方，但是他們不是窮途末路的流浪漢，一般也不會因為生活無著而去攔路搶劫。他們本來都是富貴人家的子弟，縱然一時不便，也是交遊遍天下，自有朋友接濟的，如同李白詩中所說“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複來”。而且許多朋友以能接濟這樣的俠客而自豪呢！
遊俠即使不能像王侯將相那樣風光，卻也別有一種豪氣。唐代陳子昂！感遇》詩第三十四首描寫的就是一位“避仇至海上，被役此邊州”的報國類的遊俠，他們敢於攻擊現實秩序，“赤丸殺公吏，白刃報私仇”。但就是遠走避仇，處於逆境之時，他們所想的還是“每憤胡兵人，常為漢國羞。何知七十戰，白發未封侯”。這些都是帶有貴族氣派的俠客，他們手中所執、腰間所佩的隻能是金妝玉飾象征其貴族身份的吳鉤和寶劍。
古代的刺客也是持短兵器的，但他們的短兵器多是匕首，它短小易藏，便於發動突然襲擊。曹沫要盟，專諸刺王僚，荊軻刺秦王，都是為曆代文人所熟知的。這種匕首雖然體積小，但為了發動突然襲擊，要求兵器短小鋒利，可以刺穿重甲，甚至要以劇毒之藥淬之，以期一擊而致敵人死命。因此，這種匕首也是以珍異名貴著稱的，持匕首遂成為刺客的象征。連漢代磚刻中描述曹沬、荊軻故事的也多突出他們的匕首。
宋代以前的短打的故事大多是描寫統治階級之中的青年人追逐冒險生活的，但其基礎是全社會的尚武精神，習武是統治階級中的青年人不可缺少的教養。其中有些人不甘於平庸生活，向往冒險新奇’仗劍遠遊，才為歌詠遊俠詩歌提供了新題材＇五代以後，重文輕武，整個社會喪失了尚武精神，士大夫巳經徹底文人化，上層社會的青年沉溺於溫柔富貴之鄉，一些精英的所謂高雅生活，不過就是吟詩作文，拍曲填詞，整個統治階層都在弱化。好武之風下沉於社會底層，自宋元以來所謂“武林”都不免有些江湖色彩。偶爾一見的尚武好俠，也不過就是！儒林外史中的“俠客虛設人頭會”一類的滑稽戲，那些推崇張揚武風的大多是非愚即妄的人物，如婁三、婁四公子之類。
所謂尚武之風下沉，也就是說尚武精神轉移到主流社會以外的遊民身上（他們如不“尚武”也難以生存），他們或為謀生，或為健身，有的甚至向往“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這是宋代的通俗文藝作品中之所以產生了以“樸刀杆棒”為內容的武故事的根本原因。《水滸傳》前七十回就是樸刀杆棒的故事。主人公多是遊民和社會邊緣人，手執樸刀杆棒，遊走江湖，演出一幕又一幕活劇，為明代“水滸”成書奠定了基礎，也是《水滸傳》中最感人、最精彩的篇章。
3.“發跡變泰”的故事
如果說“樸刀杆棒”的“說話”是以演說遊民生活的內容為主的話，那麼“發跡變泰”則反映了遊民的心態與向往。
“發跡變泰”，其義非常簡單，就是現今普遍流行於口頭的“發了”，也就是說由社會底層突然躍居社會高層，由一貧如洗暴發為富可敵國，由處處倒黴突變為萬事亨通。總之，是從一無所有轉變為無所不有，從萬人之下變成萬人之上。這種向往，不僅處於社會最底層的遊民有，也是不滿足於現狀的人們（用負麵語言說也就是“不逞之徒”）的共同願望。就人的本質來說，它也是人們的共同向往，可惜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這隻能是鏡中花、水中月，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於是，他們就想聽一聽或看一看別人的發跡變泰的故事以求得慰藉，因為文藝的功能之一就是使觀賞者心中的願望能夠虛擬地實現。自己不能“發跡變泰”，看看別人也聊勝於無。
中國秦朝以後社會等級與經濟上的階級雖還存在，並且界限森嚴，不容混淆，但是絕非一成不變，而是時時處在流動之中。
唐朝中期以後，經濟上的階級分化與社會等級上的垂直流動日漸迅速。五代十國期間，遊民或兵痞的發跡變泰和出身低微的宋朝太祖趙匡胤的皇袍加身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再加上北宋的滅亡和南宋的建立，一些人從社會的頂端跌了下來，一些人由社會的底層升了上去，發跡變泰成了司空見慣的現象。特別是兩宋小規模的兵變、民變以及遊民結社反抗和綠林山寨擾亂社會秩序與地方治安出問題的情況特別多，據何竹洪《兩宋農民戰爭史料彙編》記載，僅北宋就有三百餘起，其中用“撫”的辦法解決的有數十起，而且在北宋中葉以後，隨著宋王朝的衰落，統治者更多地采取了“撫”的策略。總的來說，宋代三百多年的曆史中，統治者對待大規模的騷亂的態度是以“撫”為主，以“剿”為輔。所謂“撫”也就是《水滸傳》經常提到的“招安”。招了“安”，大小首領皆有官做。
《青瑣高議？王寂傳》中寫到王寂造反以後，久而厭倦，又恰逢朝廷大赦，“一切無道得從自新”。此時作為領袖的王寂乃取酒飲其徒，告之曰：“山行水宿，草伏蒿潛，跳躍岩穀中。與犲虎為類，吾誌已倦。今幸天子濡大澤，以洗天下罪惡，吾黨轉禍為福之祥，願從吾者皆行，不然吾自為計。”黨中有鼠輩眥睨，顏色拂厲，悖語囁然，寂捽斬之座前。他皆跳躍叫呼曰：“吾今得為良民，歸見故鄉親戚，死無恨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