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發跡變泰”故事的社會影響
表現遊民生活與理想的通俗文藝作品的大量產生，除了現實生活與作者思想意識上的原因之外，聽眾與觀眾的喜好更是決定性的因素。通俗文藝本質上是市場文藝，它是商品，受到市場的約束與規範，也就是說，聽眾或觀眾手中的貨幣決定著它的興衰。
“樸刀杆棒”和“發跡變泰”這類以反映遊民生活和夢想為主的故事，之所以繁榮到可以成為獨立的品種，關鍵在於有許多對此極感興趣的聽眾，也正是這個原因它曆經數度打壓而不滅。
在城市瓦子勾欄中，藝人麵對的是平民百姓，其中不少是遊民和接近遊民的市井細民，如傭工、店員、小商小販、手工業者以及遊手好閑之徒。兩宋京城汴京、臨安之中還有一群特殊的聽眾一軍人。前麵講過兩宋禁軍（俗稱八十萬禁軍）多是遊民無賴所組成，他們大多駐紮在首都以拱衛京師，無事時便容易聚眾鬧事。統兵者怕他們無事生非，便有意利用聽書看戲以耗散他們多餘的精力。京都藝人也懂得這一點，把他們當作重要的服務對象。東京夢華錄？諸色雜賣》記載：
或軍營放停樂人，動鼓樂於空閑，就坊巷引小兒婦女觀看。
可見軍營之中也常常聚集（放停）藝人演出，藝人的鼓樂一響，自然就會招引許多附近坊巷居住的小兒婦女（可能大部分是禁軍家屬，宋代是募兵製，可以帶家屬）一同觀看。這是北宋的情況。到了南宋，這一點成為帶兵將領的自覺意識。夢粱錄？瓦舍》雲：
頃者京師甚為士庶放蕩不羈之所，亦為子弟流連破壞之門。杭城紹興間駐蹕於此，殿岩楊和王因軍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內外創立瓦舍，招集妓樂，以為軍卒暇日娛戲之地。
“楊和王”指楊沂中（楊存中），代州人，故他所統率的士兵多是“西北人”。南宋初紹興間，楊率部勤王，駐紮在臨安，他怕士兵背井離鄉，過不慣南方生活，再加上閑暇生事，因此建立瓦舍，召集藝人，以娛悅士卒，發泄他們過剩的精力。由此可知，平時這些士兵必然也是藝人們的重要的聽眾和觀眾。因此，“說話”與雜劇中必然要有一些迎合他們的需要與口味，以及反映他們思想意識和精神需求的作品，這樣才能攏住這批聽眾和觀眾。而生活狀況、社會地位與這些遊民聽眾十分接近的江湖藝人或書會才人，對他們的需求與口味也是不陌生的。這些聽眾大多數對那些“哀感頑豔”的才子佳人類的作品興趣不大，而那些憑著樸刀杆棒打遍天下最終發跡變泰的故事，卻一定能激起他們的共鳴。這些故事富於傳奇性、刺激性，對那些流落在外回歸渺茫的士兵們也有撫慰作用，何況表現遊民英雄的故事裏也包含著他們的夢想呢！而他們參軍打仗又何嚐不是類似於“樸刀杆棒”和“發跡變泰”的故事呢？韓世忠、嶽飛等南宋初年一大批高級將領就是出身於社會底層。
“發跡變泰”類的通俗文藝作品是現實生活的反映，更表現出了遊民的政治向往。其中滲透了遊民對於當時政治現實的理解，他們認為出現了社會動亂就有了機遇，抓住機遇就可能徹底改變自己的命運。他們不僅在“說話”中這樣講，在戲曲中這樣演，用這種思想意識去影響聽眾與觀眾（以致連近世的阿Q都懂得借“革命”之機發跡變泰；胡傳魁也知道“亂世英雄起四方”之必然），有時甚至把它變成現實生活，自己真的這樣去做。明初的陶宗儀在《轅耕錄》第二十七卷“胡仲彬聚眾”條記載：
胡仲彬乃杭城勾闌中演說野史者，其妹亦能之。時登省官之門，因得夤緣注授巡檢。至正十四年七月，招募遊食無籍之徒，文其背曰：“赤心護國，誓殺紅巾”，八字為號，將遂作亂。為乃叔首告，搜其書名簿得三冊，才以一冊到官，餘火之，亦誅三百六十餘人也。
這是一位善於尋找機會發跡變泰的江湖藝人，看來還是江湖世家，因為不僅他會“演說野史”，其妹也是個行家。他熟知古往今來黑暗的政治操作（江湖藝人把這一點更加強化、赤裸裸化，從而更加放大了），巳經通過關係做了“巡檢”的小武官，按照現實遊民追求的標準巳經算發跡了，宋代一些被招安的授“保義郎”也就是正九品階官，相當於職官巡檢。當然，這離通俗文藝作品中經常寫到的發跡變泰還很遙遠，不能滿足這位熟知話本野史藝人的欲求。當時正處於紅巾大起義之中，他便以“護國”和鎮壓“紅巾”為旗幟，聚集力量，待機而起，想在亂哄哄的武力政治角逐中分得一杯羹，從而徹底改變自己的地位。胡仲彬沒有想到會被自己的叔父告發，戲未開場就結了尾。那些想借著這個機會跟著胡仲彬一起發跡變泰的三百六十餘個“遊食無籍之徒”，隻是為了這一點點夢想而丟了腦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