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級分明又缺少公正的社會中發跡變泰就成了底層人物期盼改變自己命運的黃粱夢。古代統治者對於稍微有點不服自己統治的“刁民”一律予以打壓，明代連“口陳欲反之言，心無真反之計，又無狀可查者”也歸人“謀反”之罪（十惡不赦的大罪之首），而且不論首從，一律淩遲處死。就是如此嚴厲的懲治，揭竿而起者仍是前赴後繼。近代地理學家張相文先生曾著！帝賊譜兩卷，所著錄的皆是曆代敢於武裝造反之人，根據成王敗寇的原則，成事者就是帝王，失敗者則為寇，全文收一共七百餘人，宋代以後尤多。這一方麵是老百姓身處苦難，使得許多人除了死和造反再也無法解脫，既然都是“死”，那就不乏敢於拚個魚死網破之士；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宋代產生的發跡變泰理念的推動，它也培植了野心家，特別是那些久曆江湖的遊民，“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隻是擺上桌麵的台麵話，最大向往還是打天下坐天下，然後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一統江山，唯我獨尊。這些是宋代以後誰都懂得的至為淺顯的道理。清代被雍正皇帝逮住的企圖煽動嶽鍾琪謀反的書呆子曾靜在其所著！知新錄裏也知道曆代做皇帝的都是“世路上英雄做”，“甚者老奸巨猾，即該所謂‘光棍’也”，一語道破身披光環的真龍天子的實質。當然，被蠱惑起來的眾人之中也夾雜了許多愚不可及的人物和妄人。
6.改朝換代的路徑--從“樸刀杆棒”到“發跡變泰”
“樸刀杆棒”與“發跡變泰”這兩類表現遊民生活與理想的通俗文藝作品在宋代以前是沒有的，我們應該充分肯定其原創性的意義，而且它們逐漸演變為一種模式深刻地影響了後來通俗小說的發展。從樸刀杆棒到發跡變泰逐漸演變成為一種模式，並用此模式解釋古代各朝代的興盛衰亡。杜甫有詩雲：“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王。”“看帝王”不是看他是否真龍天子，而是看他是否能夠選賢任能，遵循堯舜周公孔孟之道，杜絕戰爭，實行仁政，風俗歸於淳樸，共享太平，這是古代一般文人士大夫的史觀；而受到底層文化影響的江湖藝人對動亂持歡迎態度，認為這也是一種天理＇在戰亂中真龍天子出現，登上龍庭，拯民眾於水火。真龍天子與幫他打天下的“短衣幫”的“世路英雄”共享富貴榮華。這種意識滲透在他們參與創作的許許多多通俗話本與講史之中。
中國曆史悠久，自古重視曆史，通俗文藝興起之後也有大量講史作品出現。最初大多講史作品基本上是編年史的改寫，不少小說就是直接抄“資治通鑒”，如！唐書誌傳在寫李世民與他麾下將領掃滅群雄，逐鹿天下時，大段大段地抄！通鑒。這些大多是底層文人創作。當江湖藝人參與之後，就有可能把本來屬於“講史”類的作品（如“東西漢”、“說唐”等）轉化成為個人英雄傳奇。藝人們在塑造這些“個人英雄”形象時往往遠離曆史，按照他們的理想好惡去處理人物，於是豪門貴族也好，文人士大夫也好，一律向遊民靠攏，成為遊民化了的形象。這樣就把“樸刀杆棒”、“發跡變泰”兩種故事類型設計成為一種“打天下坐天下”的模式，凡是改朝換代的曆史都成了一些手執樸刀杆棒出身社會底層的草莽英雄挑戰現實秩序、打倒“老貴”、躋身“新貴”的過程。
他們奉真龍天子為主子，在奪取天下的同時改換門庭。這逐漸成為江湖藝人慣用的套路，凡涉及改朝換代，概莫能外。例如唐興隋亡是個代表了不同的貴族集團利益的群雄爭霸過程，可是在江湖藝人口中變成了程咬金、秦瓊、徐懋功、尉遲敬德一幫遊民在打天下坐天下爭鬥中逐漸識別出真龍天子的過程。程咬金做了三年瓦崗寨的假皇帝一混世魔王（這是毫無曆史依據的。為了編造這個情節，作者甚至割舍了瓦崗寨第一任真正的領袖翟讓），但他最後帶著一幫拜把子的兄弟投了大唐，成為唐王朝的開國功臣，他們的圖像被畫在淩煙閣上。這些出身底層和遊民的英雄都經曆了從樸刀杆棒到發跡變泰的過程。其他述說王朝興亡的評書如《西漢演義》、《東漢演義》、《飛龍全傳》、《大明英烈傳》都可以說是由樸刀杆棒到發跡變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