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樸刀杆棒”是社會底層人士遊走江湖、保衛自己和爭取生存、反抗統治階級的武器，而“發跡變泰”是他們美麗的夢想。前者似乎是實現後者的手段，後者是前者奮鬥的終點。隨著人口的激增與人均占有土地量的減少，遊民人數在不斷增長，而中國古代社會結構和統治者治理天下的思想卻不能產生根本的變化以適應這種變化，並著力解決這一矛盾（例如開放國門倡導國人走出國門到人口少的地區謀求生存）。這樣從日漸瓦解的現時社會秩序裏湧出的大量遊民絕不會有真正的出路，更不可能有輝煌的終點。由於竭力打拚和機遇，少數遊民在社會動亂中實現了出人頭地和改換門庭，但絕大多數底層人士不會有如此好運氣，等待他們的是更多的苦難，甚至是輾轉溝壑。
自秦始皇實現了“大一統”以來，古代的中國就在一治一亂動蕩，基本上是兩百年一個輪回。宋代和宋代以後人口的增減也成為社會穩定與否的要素，因為當小農的生產方式和宗法的組織結構不能適合過多人口時，遊民便大量產生了，他們的生存受到威脅，常常處在焦慮之中，自然而然，他們必然是反抗既定秩序的先鋒與中堅，再有了遊民文化的啟示，造反就會成為尋常事。遊民和各階層的社會邊緣人的爭生存、求發展的進程，仿佛就是在“樸刀杆棒”與“發跡變泰”的現實和夢想的交替之中不停地掙紮，重複著世世代代的悲喜劇。從而使全社會成員都要在“太平犬”與“亂世人”中做出可悲的選擇，使得古代的中國社會在一治一亂的反複震蕩中徘徊不前。
7.《水滸傳》是許多“樸刀杆棒”、“發跡變泰”故事的
前麵說過，兩宋時“樸刀杆棒”類故事中，有些是描寫梁山泊好漢冒險生涯的故事，它們的流傳演變成為“水滸”係列。這個係列的故事在南宋頗為流行，並被《醉翁談錄著錄。故事中有奮鬥、有暴力，當然更有發跡變泰，然而，由於民族鬥爭十分激烈，本來隻是伸張遊民追求的故事不得不用“忠義”這個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觀念加以包裝，強調實踐“忠義”與發跡變泰並不矛盾，這一點在後來的《水滸傳》中又加以張揚。甚至直接用忠義命名“水滸”故事，稱為《忠義傳》。
元代出現了大量的“水滸戲”，傳世的元代“水滸戲”中多是手執樸刀杆棒的梁山泊好漢在實行“替天行道”，攻破黑牢，解救遭受冤屈的人們，為他們報仇雪恨。
明代寫成的《水滸傳》在主題上繼承了“忠義”、“替天行道”這兩個看似矛盾的思想意識，但在當時特殊情勢下和傳統的浮雲蔽日、奸邪蔽主這一命題下統一起來＇外抗強敵，內除奸佞都是“替天行道”，也更符合忠義的原則。
《水滸傳》是集“樸刀杆棒”、“發跡變泰”的故事於大成的長篇小說，它真實地反映了遊民的奮鬥與生活，是許多江湖人的個體奮鬥史。《水滸傳》前七十回就是林衝、史進、魯智深、晁蓋、武鬆、宋江、戴宗、李逵、石秀、楊雄、柴進、張青、孫二娘、顧大嫂、盧俊義等等許多遊民或社會邊緣人的故事，從他們的行事與行事方式和喜怒哀樂中刻畫人物，反映生活。這些江湖人幾乎都是手持樸刀杆棒打開通道，殺出新天地，因此可以說《水滸傳》就是寫樸刀杆棒的。翻一下宋元傳世的話本和明代通俗小說，它們涉及的樸刀杆棒的次數全部加起來也沒有《水滸傳》一書多。
《水滸傳》比較集中地表現出了遊民的意識和理想，成為遊民反抗主流社會的教材和江湖人奮鬥的百科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