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來我見於書麵的隻有一種話語體係，那就是主流社會的話語。這些不僅充斥於經史子集和文人士大夫的各種著作之中，也流行於老百姓的口頭。久而久之，成為一種集體認知（許多情況下還是集體無意識）支配著人們的思想意識和行為。為什麼簡單詞語就能支配人的思想和行為呢？因為每個詞語都有特定的文化內涵，甚至社會意義。1950年代新社會要和過去徹底決裂，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哲學史家馮友蘭提出“抽象繼承法”。其意思是古代社會儒家思想中的仁義禮智、忠孝節義是封建的東西，不能繼承，但這些詞（如仁義禮智、忠孝節義等）可以繼承下來，填充進無產階級思想。此論一出，群起而攻之。認為“語言是思想的物質外殼”（斯大林語），兩者不能剝離。當然這種說法絕對了一些，怎麼不能剝離？但剝離需要時間，詞彙話語的轉變需要一定的環境和時間。那時急著革命，一看到這流行了幾千年、攜帶者陳腐內容的詞彙就感到恐懼，因此懷疑馮友蘭借繼承之名，行販賣之實。由此可見，簡單詞語往往攜帶豐厚的內容或有強烈傾向的情緒。馬克思的名言，統治階級的思想就是統治思想。這是如何實現的呢？就是通過對話語權利的掌握實現的。
從《水滸傳出現以後，逐漸形成了一整套與主流社會相對立的話語體係。這些大多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隻在社會底層流行，逐漸為更多階層的人士接受。這種話語不是作者編造的，最初它們一定活躍在廣大遊民、流浪者的口頭，經過江湖藝人的總結提煉，並寫成了文字，編織在通俗著作裏，通過各種渠道流播在廣大民眾之中。這種話語與主流話語一樣也是蘊含著特定的思想意識的。《水滸傳》所提供的與傳統悖謬的思想意識許多也是通過話語的流播實現的。
經過五六百年的流傳，生活在現代的我們不覺得《水滸傳》在話語方麵提供了些什麼新東西。這一點隻有通過文學史、文化史的排比才看得出來。這樣的例子還很多。這裏我們選一些對後世影響較大的詞語作些分析。
3.好漢
“好漢”這個詞兒雖然不始見於《水滸傳》，但是它在此書中的獨特含義被後世的下層民眾所接受。我們從！舊唐書》中初見這個詞的使用：
初則天嚐問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曰：
“陛下作何任使？”則天曰：“朕欲待以將相。”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曆，則今之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為文吏矣。
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節於國家矣。”
到了宋代宋祁修《新唐書》認為“好漢”不雅，改為“奇士”，這個解釋是對的，但少了點口語神韻。不過在實行重文輕武政策的宋代，士大夫認為通過讀書取得功名的人才算得上“好”。《默記》中記載，韓琦帥定州時，要懲處總管狄青手下將領焦用，狄青為之講情，說焦用有軍功，是“好兒”。韓琦駁斥他說：“東華門外以狀元唱出者乃好兒，此豈得為好兒耶！”“好兒”也即“好漢”。在韓的眼中，通過科舉考試考出來的狀元才是“好漢”。有“軍功”算什麼，充其量不過一個兵痞而巳。
宋代江湖上開始把“好漢”這個稱號給予一些英勇的打拚之士《齊東野語》記載活躍在山東一帶南宋時附時叛的強人李全＇這是個很像梁山人的人物，溜州、青州地界內有個楊家堡仿佛是《水滸傳》中扈家莊之類＇淄、青界內有楊家堡，居民皆楊氏，以穿甲製鞞（同靴）為業。堡主曰楊安兒，有力強勇，一堡所服。亦嚐為盜於山東，聚眾至數萬。有妹曰小姐姐（或雲其女，其後稱曰姑姑）年可二十，膂力過人，能馬上運雙刀，所向披靡。全軍所過，諸堡皆載牛酒以迎，獨楊堡不以為意。全知其事，故攻劫之。
安兒亦出民兵對壘，謂全曰：“你是好漢，可與我妹挑打一番。若臝時，我妹與你為妻。”全遂與酣戰終日無勝負，全忿且慚。適其處有叢篠，全令二壯士執鉤刀，夜伏篠中。翌日再戰，全佯北，楊逐之，伏者出，以刀鉤止，大呼，全回馬挾之以去。安兒乃領眾備牛酒，迎歸成姻，遂還青州，自是名聞南北。
這位楊姑姑是扈三娘式的人物，其兄楊安兒對李全說：“你是好漢，可與我妹挑打一番。若贏時，我妹與你為妻。”從這裏可見江湖人對好漢的理解。《水滸傳》承繼的就是這種意義的“好漢”，它不僅與“武”聯係在一起，而且還帶有不遵守國家法紀，專幹一些作奸犯科之事的意思。《水滸傳》中第一次出現“好漢”就是指少華山上的強盜朱武、陳達、楊春等三人。第八回在介紹柴進時說他：“專一招接天下往來的好漢，三五個養在家中。”所謂“好漢”多是“流配來的犯人”。第十四回說他接待天下“好漢”，又說他“最愛刺槍使棒，亦自身強力壯，不娶妻室，終日隻是打熬筋骨”。第十五回，介紹阮氏三兄弟，說他們“與人結交真有義氣，是個好男子”，“好男子”也是“好漢”之義。其他如不怕死、遇事敢作敢當等都屬於“好漢”的行為。這些說法與主流社會對“好漢”的看法有了根本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