赦免招安是個很隆重的儀式，朝廷放赦的主持人是文官之首、官居一品的中書令，宣讀赦書的是負責皇宮禮儀的起居舍人，而這裏卻讓梁山的鐵麵孔目裴宣主持，由他作司儀，宣旨的是聖手書生蕭讓’這顯得有些不倫不類。當時赦免尚未開始，招安也未完成。從身份上說，裴宣、蕭讓尚屬要被赦免的罪人。隻有赦書讀到“將宋江等大小人員所犯罪惡盡行赦免”一句時，他們才算良民。另外，為了突出梁山宋江等人的“忠義”在詔書中對他們極力褒揚，這也不合此類詔書的規範。因為這會喪失朝廷的體麵。
下麵是一份載於！全宋文的宋徽宗赦免武裝造反“盜賊”的聖旨，其發生隻比小說中晚兩年：
令京東路群盜出首一切不問詔。
(宣和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京東路見今作過群盜如能出首，應已前罪犯一切不問，概與釋放，更不解上京，便令各歸原業，軍人依舊本營收管。
內有首領人，當議優與補受官資。其歸業人如闕食不能自存，仰所屬州縣量行賑給，務令安堵。
詔書非常簡單，隻是對自首的“盜賊”“一切不問”，一般人員一律釋放，各歸本業，不必押送來京。如果缺吃少穿，其所屬州縣，給予賑濟。對其中的頭頭，“當議優與補受官資”。其精神實質與給梁山的一樣，但詔書並沒有表揚他們。用這份真詔書與小說中作者擬寫的假詔書一比就可知，《水滸傳》的作者是站在梁山好漢立場上來寫的。
梁山好漢是被赦免、被招安了，然而，統治者與梁山並沒有建立起基本信任。梁山好漢想招安，但又怕放棄武裝、離開根據地梁山泊後無法保障自己的安全，所以宋江就以“我一百八人，上應天星，生死一處”為由，不肯分離，保持自己的力量，以維護生命安全；朝廷則怕梁山借此機會壯大自己、不斷反複，所以高俅等奸臣一說宋江等人的壞話，宋徽宗馬上就信，對奸臣是言聽計從，因此，宋江一夥的悲劇下場是必然的。
曆史上宋江是真的被朝廷赦免、招安了，而且確如宣和六年詔書中所說其中的“首領人”都“議優與補受官資”了。過去關於宋江是否被赦免、宋江是否投降人們還有爭議，待宋徽宗、宋欽宗時代著名忠臣李若水《捕盜偶成》一被人們發現，宋江被招安就是鐵板釘釘了。他生動地寫道：
去年宋江起山東，白晝橫戈犯城郭。殺人紛紛翦草如，九重聞之慘不樂。大書黃紙飛敕來，三十六人同拜爵。獰卒肥驂意氣驕，士女駢觀猶駭愕。今年楊江起河北，戰陣規繩視前作。嗷嗷赤子陰有言，又願官家早招卻。我聞官職要與賢，輒啗此曹無乃錯。招降況亦非上策，政誘潛凶嗣為虐。
不如下詔省科繇，彼自歸來守條約。小臣無路捫高天，安得狂詞裨廟路。
大約，確如宣和六年詔所說，罪犯“更不解上京”，上京的，隻是“補受官資”的首領，所以是“三十六人同拜爵”。李若水不同意用招安安撫盜賊與造反者，他認為與其招安造反者，還不如輕徭薄賦，減輕農民負擔，讓老百姓活得輕鬆些。可見不僅奸臣高俅等不容宋江集團，就是像李若水這樣的忠臣也不同意招安，起碼他不會反對高俅對宋江的陷害。至於被梁山好漢封為忠臣的宿太尉之所以庇護宋江集團，不過是他拿了宋江集團的許多好處罷了。
大赦除了給罪犯免罪外，更重要的是給老百姓施加恩惠。宋代平定一方叛亂都要下“曲赦”詔書，給被戰爭禍害地區的人們施仁政。宋徽宗政和八年“平劉五”後，給淮西地區放赦；宣和三年“平方臘”後，對兩浙、江東、福建路三地發布德音，都有“赦過宥罪，斯發政以施仁”的表示，要赦有罪、施仁政。梁山被招安也是個重大事件，但史書上沒有正式記載。《水滸傳》也沒有寫朝廷對當地老百姓寬慰，但提到梁山好漢們離開梁山時，考慮到附近百姓多年來所受到的騷擾，宋江對朝廷代表宿太尉說：“小可水窪，自從王倫上山開創之後，卻是晁蓋上山。今至宋江，巳經數載，附近居民，擾害不淺。小可愚意，今欲罄竭資財，買市十日。”
所謂買市就是一種以買賣為名犒賞老百姓的方式，用這個方式向民眾道歉’在臨行前，梁山泊發布公告向附近百姓致歉：
梁山泊義士宋江等，謹以大義，布告四方：昨因哨聚山林，多擾四方百姓，今日幸蒙天子寬仁厚德，特降詔敕，赦免本罪，招安歸降，朝暮朝覲。無以酬謝，就本身買市十日。倘蒙不外，齎價前來，以一報答，並無虛謬。特此告知遠近居民，勿疑辭避，惠然光臨，不勝萬幸。
到了約定的日子，“四方居民，擔囊負笈，霧集雲屯，俱至山寨。
宋江傳令，以一舉十。俱各歡喜，拜謝下山。一連十日，每日如此”。搞得皆大歡喜。其實這件事本來應該朝廷做的，卻讓宋江他們做了，這也是一種另類的“替天行道”罷。應該說，作者這種描寫有其微言大義在，朝廷在看顧老百姓方麵還不如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