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武舉所取進士不多，從軍的不多，因為士人要從軍道路很多，不必非要通過武舉。武舉在軍中和政治中發揮的作用也不顯著，因為唐代先有府兵製，後有藩鎮割據，武將多出於行伍。但武舉中還是出現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這就是在平定安史之亂和其後抑製藩鎮割據力量中發揮重大作用的郭子儀。
“舊唐書郭子儀傳中說他”長六尺餘，體貌秀傑，始以武舉高等補左衛長史，最後官至中書令，封汾陽王，成為中國曆史上的名將。
2.武舉製度化於宋，主導的是文人
戰亂和打江山時期，武舉自然衰落。宋朝建立之初，開國打天下的將領士卒還在，不愁缺武將，但立朝三四十年後，宋真宗鹹平二年（999）因為與遼國作戰，缺乏將領，就開始討論重開武舉問題。實際恢複武舉是在宋仁宗天聖七年（1029），此時開國將領凋零以盡，開始籌劃“置武舉以待方略智通之士”，似乎晚了一些。但這武科的重開，功勞全在文人。
宋代武舉從一開始就是文人士大夫來主導的。不僅文官多次上書，催促早開武科，以征求民間的豪傑之士，而且在武科考試的設計中，滲透的都是文人理念。但仁宗朝是個太平的年代，對於武官的需求並不迫切，武舉尚未成為常科。武舉真正成為三年一屆製度化常科是在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之後。此後“武科舉”也如文科舉一樣，三年考一次，終宋之世，一共有七十八科，產生了數千名武進士。
然而武科舉所造成的聲勢卻與一般科舉（即文科舉）無法相比。其根本原因在於宋朝重文輕武的政策，對武舉不重視。其設立武舉的目的不是加強國家軍事力量，而是從文人士大夫立場出發來改造武官隊伍，使其擺脫自唐末以來的流氓化傾向，從而更符合文人士大夫的文化口味。文官們提出武舉不是選拔一般的武官，而是選取所謂的“儒將”。結果選出的不僅沒有什麼“儒將”，就連一般的“將”也很少，取中的多是一些“才術膚淺”的半吊子“儒”。有的士人幹脆貶之為“市井粗才”。
從製度上看，武舉每科錄取的人數很少，據傳世的記載，武舉最多的一科錄取六十一人，最少的一科僅兩人，平均是三四十人。
這與一科平均為三四百人的進士科沒法相比。考中之後的授官，也較科舉為低。武進士在北宋隻授九品官，到南宋孝宗期間才授予從八品的秉義郎，而文進士一般是授八品官。武官的遷轉也較文官慢，文官是三年一遷，武官則為五年。
更重要的是社會上看不起武舉出身的，蘇洵在！上皇帝書中說武舉“所得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由於考武科的門檻低，應試者大多不是武人，而是考文舉而不中的投機分子，皇帝曾數次下詔，禁止進士、諸科解試的落第者再參加武舉考試，但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樣社會上逐漸形成一個共識一武舉是較科舉低著一級的考試，考中的武進士也不能與文進士齊肩等論，甚至不被視為從此進人了士大夫的圈子。北宋宋庠在上奏給仁宗皇帝的《賢良等科廷試設次劄子中講到他目睹的“賢良方正”考試的情景：
伏睹賢良方正蘇紳等就試之日，並與武舉人雜坐廡下，洎搞辭寫卷，皆俯伏氈上，自晨至晡，訖無飲食，饑虛勞瘁，形於歎嗟。雖僅能成文，可謂薄其禮矣。又況武舉人等，才術膚淺，流品混淆，挽弩試射，與兵卒無異。使天子製舉之士，並日較能，此又國體之深譏者也。臣竊為朝廷惜之。
在宋庠心目中“賢良方正”是製舉，是皇帝詔試有特殊造詣士大夫的，對他們應該禮賢下士；而武舉則是“兵卒無異”一幫人的考試。把皇帝親召士人與武舉混雜在一起，讓他們在一起考試，不僅有辱斯文，侮辱了士大夫，而且有失國體。武舉在文官眼中地位如何，在這裏表達得清清楚楚’因此許多中了武舉的還要千方百計地參加“鎖廳試”（命官參加的考試）轉人文官隊伍＇從宋代一直到清末民間有一種科舉崇拜，中進士、點狀元為人們津津樂道，所謂“高文舉中狀元名揚天下，遊三宮進六院帽插金花”，唱詞裏充滿了羨慕和想象’可是這種崇拜沒有波及武科，文人士大夫遺留下的文字中也很少記載和談論武舉’隻有江湖藝人創作的演義小說（如《說唐》）才津津樂道“武科場。”
3.宋代的武舉考試重文不重武
有宋一代的君臣對於唐末五代的驕兵悍將十分警惕，他們要通過武舉選拔既忠君愛國又有戰略眼光的儒將，因此宋代重開的武舉，不可能是唐代武舉的翻版。宋代的武舉考試特別注重考“文”，這個“文”包括宋神宗頒行的！武經七書》（《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六韜》、《司馬法》、《三略》、《尉繚子》、《李衛公問對》），考的方法是“如明經之製，於太公韜略，孫、吳、司馬諸兵法，及經史言兵事者，設為問目，以能用己意或引前人注釋，辭明理暢，及因所問自陳方略可施行者為通”。更重要的是“策論”，而且策論在整個的考試成績中占的比重很大。在武舉常科化的治平年間就定下的錄取方針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