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話，以“學”為核心展開，生命之學永遠是在不斷地“時習之”，永遠是“不亦說乎”，外人知與不知，外人來與不來，不過是概括了外界對自己可能出現的兩個方麵的“幹擾”，這兩個方麵都幹擾不了我的“不亦說乎”。這便是東方文化所說的自己的心不被外界所役使。用佛家的話說，就是心不隨境轉。這也不是強製自己的心不隨境轉，而是轉也罷，不轉也罷，皆注目於生命本體的運動，對於“我”，隻是個明白。轉與不轉都是生命的審美，這就真是不隨境轉了。
對於東方文化來說，“明”“明德”，“明”了“明德”，不過是真正認識了自己，沒有什麼功利可言，也說不上有什麼實際的效果。明了，是這樣，不明，也是這樣，你還是你，毫無二致。但是，明了，就是明了，這種內心的喜悅，是外人無法知曉的。有朋自遠方來，和我討論討論，這當然是很愉快的事。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什麼可氣惱的。因為我沒有什麼可兜售的。兜售給人，也沒人理解，也沒人要，別人也要不了，要不走。
人們，你還記得，釋迦牟尼對迦葉尊者拈花一笑的故事嗎？
隻是“一笑”。
吃了和沒吃一樣。
明白了，就是明白了，不要多說了，說了別人也不懂。懂了的人，也不需要你說。各人是各人的審美，審美無爭議。說多了反而是沒真明白。真明白了，沒什麼好說的；還有得說，就是沒真明白。
我們真笨，還是孔子的表述簡單、明白。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這是不是一種精神勝利法呢？這對我們實際的生活、工作真的沒有什麼實際意義嗎？
這便需要你再看看《大學》是如何說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知道我們的一切行為，都是“止於至善”的，心便有定、有靜、有安，此時之“慮”就可以得妙，得妙之後的智慧，能不是成功的智慧嗎？
東方文化從根本上解決了人的生命活動的盲目性，是徹底的唯物論的反映論，絕不隻是道德修養。
人們，東方文化不能直接用，但你隻有在“用”之後，才能知東方文化的偉大。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
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歟？
Δ 孔子、有子，偉大的故人
在我們沒有講我們自己的看法之前，先看看南先生是如何說的。
南先生說：“首先講到孝弟，是人的根本，仁孝是孔子學問的根本。”（《論語別裁》第15頁）這段話如果是一般的中國人說的，應不是大問題，但從南先生這樣的國學大師嘴裏講出來，問題便太大了。首先我們要問南先生，蒙昧人不知“孝弟”，算不算人？人類的孝弟從何而來？人如果沒有生命的“知”，生命的“明德”，還有沒有孝弟？雨是從雲中來的，雲是雨的母親，雨有沒有孝弟？如果雨無孝弟，那人的孝弟，隻能是從人的“明德”而來，既然如此，那到底“明德”是根本，還是“孝弟”是人的根本？
《大學》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才是孔子學問的根本，“仁孝”隻是這個根本之“用”，這應該是儒學的常識，南先生難道連這也不懂嗎？
在做了上述解釋之後，南先生又把“中國文化是大家庭製度，有宗族，有祠堂，所謂五世同堂，聚族而居”等等大大讚揚了一番，他說：“大家庭固然有許多小毛病，但也有它的好處，像宗族的發展，即由此而起，這是孝道的精神。”
《論語別裁》是講話記錄稿，語言上的問題，我們不去管它，僅從上述話語，我們便可以看到，在中國的古代，小農中分裂出來的“士”階層，按自己的意願與文明水平，改造三大家的學說，以為己用，本身就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東方文化三大家的學說，本質上是一種無比博大的學說，包天括地，縱橫九天雲霓，但卻因是生長在了一個相對保守的農耕文明的村社文化的基礎上，它們的夭折與被扭曲便是勢所必然的事。
我們不願看到的事實是，作為經曆了二十世紀百年革命的國學大師南懷瑾先生，還把“家族文化”這種陳腐的東西，作為一種先進的東西，推薦給西方人？！
其實，南先生在《金剛經說什麼？》一書中，反複給人們推薦的，也隻是上層神仙才能享受的“清福”，那正好是中國自耕農的理想生活。
不甩掉小農尾巴，想真懂儒學、道學、佛學是不可能的。東方文化的最大特點之一便是心量博大，包天括地。小國寡民的自耕農，愛東方文化，但無法理解東方文化，隻好胡篡亂改，直至令它麵目全非。
通觀有子這段語錄，的確是充分肯定了“孝弟”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但其話語是十分巧妙的，絕不會像南懷瑾先生那樣簡單而貿然地說：“孝弟，是人的根本，仁孝是孔子學問的根本。”
任何一個稍有語文常識的人都可以看出，有子這段語錄的前半段，是借“孝弟”與“犯上”、“作亂”的關係，舉例闡明“本”與“末”的關係。
這段語錄的根本點在“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這一句，這是有子要傳達給人們的基本思想。有子，是一位孔門政治家。在孔門來說，“為政”與“為學”不是兩回事，而是一回事。從這段語錄的語氣看，有子可能是回答別人關於如何為政的提問。他告訴別人，為政的核心是“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這個回答與孔子的看法是一致的，“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是孔子行事做人的根本原則。孔子在“為政第二”中也曾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共之”，實是“拱之”，即眾星拱鬥之意。
“眾星拱之”，其“道”便自然而然“生”了。
這正是中國文化的齊家、治國之道。其內涵是十分深刻的。
“本”是什麼？是“明德”，明德如太陽本身，但太陽不可能直接以一個形象顯示給人。朝霞、旭日、麗日，各種形象都是可能的。真正的“本”是不可能把握的，能把握的隻是每個人明“明德”之後，觀察到的不同的社會生命觀。
明“明德”，即是明人心，明百姓心，明眾生心。任何一個時代，民眾必有一種相通的心理定勢。從“體”來說，是“明德”運動的足跡；從“用”來說，是一種社會心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為政者隻要準確抓住了這一點，“道”自己就會去運動，去變化，不必事事躬親而自然成功。這裏隱藏了一個無為無不為的道。
“本”立了，“道”自然生。孔學與東方文化其他兩家的最大區別便是他的直接實踐性，直接實踐性的根本方法便是“本立而道生”。這個“本”，用我們現代人的話說便是普遍的社會心理，用東方文化自身的話說就是上文我們反複說到的“生命觀”，它正是社會心理的“本”。比如在今日的人類社會，隻要你的政策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滿足人們的人性的基本需求的，就沒有行不通的。
正如我們在前言中分析的，孔子、有子生存的時代，正是中國文化正在走出鬼神為中心的“生命觀”的時代，以“孝弟”為本，正是對“人”自身存在的肯定，當然是積極的，在當時也是有石破天驚的意義的。須知，到了今天我們這樣的社會裏，還有許多人還在宣傳鬼神左右國運的觀念，社會上還有“推背圖”之類的東西流傳，這比起兩千年前的孔子、有子不知是落後了多少。
就是這樣，有子也沒有對“孝弟”為本，如南懷瑾先生那樣作絕對的肯定。
這段語錄的前半段，有子是以探討的口氣，也就是用舉例的方法，說明“本”與“末”的關係，意在說明“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的基本原則。最後一句的“歟”這個疑問語氣詞，“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仍然是一種探討的語氣。
有子，作為孔子的得意門生，不可能不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不可能不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不可能不知“仁”的本體“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本體”是無形無相的，但作為重視實踐的孔門弟子，不得不把它具體化，在那個時代，那個環境中“本”的基本表現應該是什麼？是“孝弟”嗎？
“孝弟者也，其為仁之本歟？”這句話，譯為現代漢語，便是“現在仁的本是什麼？是孝弟嗎？”這種語氣充分說明有子是真正掌握了孔子學說的最精髓的部分，所以他對“仁之本”，絕不作絕對肯定的表述，因為“仁”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其表現是不一樣的。
如果人們讀了南先生的解釋，一定會看到那是多麼的似是而非。南先生不僅肯定中國古代社會要以孝弟為本，還要中國今天的社會也要以孝弟為本；不僅要中國人講“孝弟”，還要外國人也講“孝弟”。
孝弟成了千古不移、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德準則了。
我不知原始人是否也是“孝弟”為本？
我不知未來的克隆人是否也是“孝弟”為本？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