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Δ 孝弟，穩定中國社會的秤砣
“孝”，是對上輩人而言；“弟”，應作“悌”，是對平輩人而言的。這種親愛關係應是人類應有的自然屬性，孔子的偉大在於他巧妙地利用了人的這種自然屬性，來清除鬼神在人們頭腦中的統治地位。在孔子那個時代，孝弟，作為一種不可懷疑的倫理原則，被孔子刻意提倡之後，就徹底避免了中國文化岔入到一神尊崇的西方中世紀式的等級社會。孔子將人類的文明推前了一大步。我們今天時代的人，如果不能設身處地地想象一下孔子之前的中國人的生命觀念，便很難體會到孔子的偉大。
正如我們在“前言”中係統講到的在東方文化的“天人合一”原則中，生命不隻是人，但離了人也找不到生命。我們人類已經經曆過的曆史告訴我們，隻有人才是生命最完美的載體。以鬼神為中心的生命觀，是生命與它的最完美載體的矛盾性的扭曲表現。要走出這個扭曲，必須首先最充分地肯定人。肯定人，就不能不以人的最基本的自然屬性為基礎。中國的人文主義是這樣幹的，西方的人文主義也是這樣幹的。
中國的人文主義強調的是人的自然屬性所構成的“關係”，西方人文主義強調的是人的自然屬性規定的個體人的“欲望”。“欲望”與“關係”並不是矛盾的東西，之所以二者在曆史的發展中，顯示出了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性、矛盾性，這正是人類整體曆史進步所必須的，也是生命自身充分展示自己所必須的過程。
也就是說，以人為中心的生命觀代替鬼神為中心的生命觀是曆史的必然，根本不需要什麼人事先去設計，人類自己也設計不了。生命在展示自己的全部特征（即東方文化所謂的“至善”）之前，必須全麵地肯定自己的最完美的載體——“人”。
生命，作為“逝者如斯夫”的生命，有它自己的路，這是不以個體人的主觀意誌為轉移的生命之路。
孔子作為生存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聖人，不過是適應了這個生命曆史的必由之路。如果問孔子最偉大的貢獻是什麼，那就是他避免使中國岔入一神尊崇的西方中世紀式的等級社會。
如果不像南先生諸人那樣把孔子的思想變成鐵定的倫理教條的話，孔子精神是會永遠放射著人文主義的偉大光芒的。
以農耕為基礎的村社文化中，家庭，作為一個社會細胞，不僅隻是親情倫理的具體體現者，而且是獨立的生產經營實體。這個實體能否順利發展，是早期中國社會文明能否發展的關鍵。這樣，以人的自然屬性為基礎的“孝弟”倫理關係，就是家庭家族關係穩定的秤砣了。隻要這個秤砣不毀壞，中國社會就是穩定的。春秋戰國時代，可以說是中國曆史上一個戰亂頻繁的時代，但經濟並未因此而受大的影響，戰亂隻要稍一平複，生產立即就會恢複起來。“孝弟”精神的作用很大，這樣的戰亂時代，文化反而相對穩定的原因也正在這裏。
對農耕為基礎的村社文化來說，最致命的未必是諸侯之間的戰禍，而是天災。早期的人類之所以會經曆一個漫長的以鬼神為中心的生命觀時代，關鍵是天災逼的。據說，在今日的柬埔寨，還有“水王”、“火王”這樣的巫師，他們廣受供養，有很高的社會地位，隻為求他們在水旱災害到來時一施神通。在中國，這類巫師也是有的，但社會地位極低,早在春秋戰國時代,他們就已是下九流了，這就得感謝孔子對“孝弟”的提倡了。人際倫理代替了鬼神在人們心中的至高無上的地位，進而促進了農耕家庭這樣的生產實體的穩定和發展，使中國人的農耕技術得以高度發達，中國人終於具備了戰勝一般天災的能力，這又反回來更進一步穩定了農耕家庭的存在。
在這裏，我們發現了這樣一個道理，符合生命觀現狀的文化觀念，一旦形成，對於社會的進步將會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
同時，這也說明對生命本來麵目的認識的無比重要性。孔子隻是在充分認清了生命本來麵目的情況下，才能清楚地意識到新的生命觀產生的必然性，並且形成了自己的適合中國國情的實踐思想體係。不然，他也會困在鬼神文化的圈子裏擺脫不出來。回顧西方文化，為什麼十四世紀以前那麼落後？他們好容易從鬼神文化中滾出來，又不得不落入一神尊崇的鐵板一塊的等級社會，怎麼也擺脫不了鬼神——上帝的幽靈。一句話，迄今為止，西方社會的文明已經達到了前人無法想象的水平，但他們對生命的認識，對世界前途的把握仍然存在很大的盲目性，甚至至今他們還沒有意識到，他們自己的高科技發展，正在否定著他們的文明。西方現代派的哲學家雖然已經意識到了這種危機，但由於他們對生命的本來麵目還是不甚了了，所以西方現代派哲學隻能是一團焦慮與困惑。
真正要弘揚東方文化，不是用東方文化的傳統道德去改造補充西方文化，而是要讓西方人也明白生命的本來麵目。
Δ 穩定與運動
孔子學說的主要內容，雖然大量的是屬於穩定中國的農耕經濟為基礎的村社文化，把它引入進步的人文主義文明，但這絕不是他的主要目的，他根本的目的，還是希望一切人都能明白他自己已經明白了的生命的本來麵目。
他曾說：“朝聞道，夕死可矣。”
他曾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正如前文所論證的，他所謂的“仁”，實屬於生命本體的範疇，所以他從不輕言哪一個弟子達到了“仁”的境界。
孔子高標“仁”，正說明他是希望在現實生活中，人們都應該把自己的生命行為和生命的本來麵目結合起來思考。
但是，他也知道這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所以他會說“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他會將人分為“生而知之”，“學而知之”。這些觀點過去曾被不少人批判，其實孔子說的隻是現實中隨時可見的真實情況。我們不能否定這些我們今人也能看見的事實。至於用階級鬥爭的理論硬套孔子，加以所謂的批判，那隻是一段笑話。
雖然“明德”、“明心”、“明明德”、“體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孔子仍然堅持“有教無類”。
正因為孔子就是要站在這個高度說話，所以他在確立孝弟為家庭倫理準則時，仍不忘：“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這是孔子為村社文化家庭作出的重要提示，其意義是不可估量的。這對於古代的西方社會來說是不敢想象的。在西方中世紀，知識隻是教士與貴族的權利，平民與奴隸是沒有學習的權利的。孔子這段語錄是指的以“孝弟”為倫理核心的一切家庭，“則以學文”，實是一切人都可以有的權利。雖然由於各個家族的經濟環境不一樣，不見得真的所有的下層子弟都能“則以學文”，但終是為下層子弟進入上層打開了一個通道。
年紀稍微大一點的人都會知道，中國廣大的農村雖然至今還不是十分富足，但每個家庭的家長隻要還有一點點力量都會讓自己的子女學文化，實是希望自己的子女進入上層社會。這種社會意識的存在便是孔夫子的功勞了。
如果再回憶一下斯湯達的《紅與黑》，人們便可了知，於連的悲劇正在於西方社會沒有給下層人民留下一條上升通道，最後在西方隻能以“革命”的形式來解決上下階層之間的等級矛盾。在中國卻隻會出現像《秦香蓮》那樣的悲劇。陳世美不必為打開上升通道而發愁，卻會釀成拋棄糟糠之妻的悲劇。
這一切對今天的人來說，實在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但在二千五百年前的中國，孔子希望中國每一個家庭的子弟都能“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實在是驚世駭俗的事情。
正如我們在“前言”裏所說的那樣，儒家為中國文化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完全不同於西方也不同於日本的“士”階層。這一現象的出現正得益於孔子的這一思想。
孔子在二千五百年前，為什麼就會有後他二千年才提出的平等觀呢？為什麼在二千五百年前就會提出“有教無類”的偉大思想呢？這就不能不感謝東方文化本身了。東方文化對“人”的思考，一開始便超越了人存在的社會表象，不是憑借對一般社會表象的概括來認識人的，而是直搗人的最突出的特點“知”——“明德”，從“知”——“明德”一路殺下去，終於發現了生命的本來麵目。孔子正是從這裏出發，毫不費力就發現了隻有今天人類才能發現的人的基本權利。在生命的本來麵目麵前，一切必然是平平等等。人作為生命的載體，生命給予每個人的不會多一點，也不會少一點。中國的平等觀是從這裏生發出來的，和西方的平等觀有質的區別，如果孔子不了解生命本質力量的存在，僅憑學識文化，無論如何不可能超越曆史，提出二千年後才能提出的觀念。
我們已經反複說過，孔子雖然明確認識到人人平等這樣的社會原則，但他還是要適應他生存的社會，他不能貿然提出他生存的社會無法接受的東西。如果說孔子有局限性，這正是他不會去超越的局限性。關於這一點在《論語》的後半部講得非常清楚。
我們今日的人學孔子，隻是要學孔子是怎樣認識生命的本來麵目的，生命的本來在當前又可能體現為什麼樣的“生命觀”，而不是套用他提出的那些隻適用於他那個生存環境的社會道德教條。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Δ 儒學貴在“反潮流”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這段語錄的最準確的注腳，應是《大學》。當每個人皆可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之時，天下便可以歸仁了。因此，儒家學說要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這樣的“天下歸仁”，便是儒家的最高理想，正因為如此，《論語》前四段語錄的根本內涵，便主要講人應如何修身，即怎樣去“明明德”。也就是說，為仁（學）應是由己，而不是靠別人。
緊接著，顏淵又問：“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這一段顏淵問仁的語錄，曆來錯解，在這裏我們暫不去管它，留在後麵講。這裏隻是告訴大家，“學而第一”這一章自第五段開始，從“道千乘之國”開始，直到本章結束，皆是儒學關於“仁之目”操作的基本觀點，即修身、齊家、治國，乃至平天下的基本觀點，也就是孔子對所謂“禮”的具體闡解。
“禮”，在孔門絕對不是單指禮節、禮教中“禮”的具體操作，如叩頭作揖之類，而是一個“範疇”。這在本章第十二段有子的語錄中說得十分清楚。“禮”的真正內涵是“和諧”，但光有這種精神還不夠，還必須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在外在，推廣一定時代的人們容易接受的“禮節”之“禮”，這便是“禮”的完整內容了。
正因為“禮”的目的是為了使一切人都可能達到“明明德”，孔門關於“禮”的操作要求，就特別強調每個人自己的修養。因為“明明德”說到底是自己對自己的認識，是自明自心，是自明自道，自明自己的“明德”，明白自己的生命本質力量。
這一切便是儒家“修養”的全部內容與操作程序。這在《論語》中應是講得十分清楚的。
後代人為什麼會大大偏離了孔門學說的原旨呢？原因有三，第一是沒有把“明明德”、“止於至善”放在首位。第二，不知道人及人類的一切行為，總是來源於“至善”，又要回歸“至善”。“明明德”是要我們知道：既然我們人類的行為是來源於“至善”，那麼文明程度的提高，“禮”的提高就是必然的事。因為生命的本來麵目，即從“宇宙—生命”係統全體說，從“明德”上說，必是和諧的，合於“禮”的。其在“用”上，即具體表現上的不和諧，隻是一時的現象。從終極意義上講，和諧是絕對的，不和諧是相對的。既然如此，對“禮”的追求本身，追求的過程本身，就是“歸仁”，就是“明明德”，就是“止於至善”。這樣說來，具體的“禮”不僅是變動不居的，而且也隻是“仁”的表象，永恒的“禮”隻是“宇宙—生命”係統本身。第三，我們在學習《論語》中所講的具體的“禮”時，忘記了孔子及其弟子所處的具體的現實時代的人間生活，不了解他們在那個時代，為什麼會在“禮”上提出那麼多具體的要求。反而把他們在一定時代的具體做法，變成萬古不可更移的準則、模式，後人隻能仿效，而不能更改、“損益”，這就隻能把儒學變成一具僵屍了。
近百年來，中國人為了民族獨立、國家富強，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出現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領導人物。這些人都可以說是我們後世人的楷模，但這並不等於我們後世人都應去模仿前人的一切行為。黃繼光是偉大的，但後人絕不需要再像黃繼光那樣去堵美國人的槍眼，現在也沒有美國人的槍眼可以讓我們去堵。
孔門提出的許多道德原則，一是為了適應當時那個社會，二是為“明明德”。如果你仔細把它們研究透了，你會發現孔門的許多“道德”，實是都暗藏了對生命本體的認知。為什麼儒學中的許多思想，至今還會被人提倡？其原因正在這裏。一句話，孔子的學說，永遠是“叩其兩端而竭焉”。一方麵它是“至善”、“明德”，另一方麵又適合當時的時代要求，偏於任何一端，都可能錯解孔子博大精深的思考。
南先生的《論語別裁》的毛病就在於他既沒有把《論語》的研究落實到“明明德”上，又沒有充分考慮《論語》產生的時代特色。
中國在商代之前，基本屬於以鬼神為中心的生命觀時代，像堯、舜、禹這樣的“聖人”，也不能不竭力致孝鬼神。周雖提出了“惟德是馨”的口號，但並沒有徹底擺脫巫術圖騰崇拜，這從周代的出土文物中看得十分清楚。孔子的偉大在於他既吸收中國古人關於生命本質力量的認知，又把中國曆史上的人文主義精華集中了起來，形成一整套的隻屬於東方文化的人本主義學說。他及他的弟子們在那樣一個曆史背景下，能充分強調個人品德，人際和諧，把社會風尚的重心轉到“人”自身，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偉大的“反潮流”精神。
這才是我們學儒關鍵要學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