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先生這樣的解釋，正好與原文相悖。孔子的本意是，從政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隻要有一方麵的才能便足夠用了。南先生卻非要三德齊全。對於此，我們不去計較，但我們通過這個例子便可看出，南先生距“中庸”甚遠甚遠。
不了解生命的本體與生命個體的辯證統一關係，是無法真懂孔子的“中庸”思想的。孔子的“中庸”思想，就是“叩其兩端而竭焉”。生命的本體，即“宇宙—生命”係統的“矢量”，與作為“標量”存在的個體生命，永遠既對立又統一。東方文化就是要求人們不被“標量”牽著鼻子走，而忽略了“矢量”的真實存在。孔子認為顏回可以三個月不違“仁”，就是說顏回在三個月中都可以不被“標量”牽著鼻子走，而其他的弟子則隻是在特別理智時，才能記起“矢量”的存在。
“矢量”永遠是存在的，每時每刻都在增強著它的光芒，非至徹照宇宙不可。不過一般人很難覺察到它的存在。覺察到了，也就找到了你的生命的本體了。本體畢竟隻是本體，你現在還必須依賴於一個肉身，這肉身總是要生存在一個具體的環境中的，這肉身便自有自己的情趣了。顏回為貧賤一笑，孔子為伯牛一哭，閔子騫棄官一瀟灑，都是“中庸”。
因為他們“明白”。明白人不會去追光逐影，但終是不離那幻光幻影。這便是生活的樂趣。正如看戲。唐玄奘西行本是很枯燥的事，但一變成唐僧戲、悟空戲、《西遊記》的小說，我們便看得津津有味了。但看戲的當時，我便知這隻是“戲”。白骨精會被打死，扮他的演員是不會死的。梁山伯、祝英台是死了，扮梁、祝的演員是不會死的。當我們為梁、祝獻一掬清淚時，並不會進而發展到要去舞台上打理死人。生活永遠是“中庸”，隻有愚人才會在看《白毛女》時，真的開槍打死扮演黃世仁的演員。
到此，你便真正知道，孔子為什麼會把生命的本體稱為“仁”了。
“仁”，說不盡的“仁”，說不清的“仁”，但他的確是“仁”。
南先生可以從《中庸》說到李斯的“老鼠哲學”，可以去考證伯牛到底是麻瘋，還是花柳，就是忘了無處不在的真正的生命的“中庸”現象。
南先生是好意，是想讓一切人都成為“好人”，“好過的人”，但那隻是他自己的幻想。
在幻想中過日子，用禪宗的話說，“鬼窟子裏的活計”，即便是被人稱之為“善人”、“聖人”、“真人”，也仍是“鬼窟子裏的活計”。
閔子騫未必非要厭季氏才是偉大，在他不把當官當一回事的時候，他自由了，這是真偉大，如果有一日他還想回去當官，那就去吧，也偉大。
孔子認為自己的弟子各有所長，都是可以從政的，但誰願意到你們季家去做事，那是他們自己的事。孔子教人隻教心，不管其身。任何弟子在孔子麵前都是自由的。原思太認真了，當了官，得了粟九百，非要退回去不可。就這一退，你已經沒有“自由”了，你便可能要被一個“清官”的美名所縛。把吃不了花不了的粟，隨意送人不是很好嗎？至於說到冉求，不要以為公西華是你的同學，便刻意去為他著想，如果他真活不下去了，幫他一下也是應該的，但不要去為老同學“錦上添花”。就是這樣一次“錦上添花”，就可能把你們兩個的心都縛住了。你對他好，他對你好，本應是生命本體“仁”的題中之意，怎麼能隻是你二人的個人感情呢？如果上天沒有給你一套眼耳鼻舌身意，你們的感情從何說起呢？
弟子們，處處是仁的存在，無處沒有仁，在你們貧窮時、富貴時、升官時、發財時、落拓時，“仁”都伴隨著你，你們認得嗎？認得了，你便自由了。自由了，便不為那些身外事所累了。
你找不到“仁”嗎？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
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Δ 沒有力不足者
冉求這樣的說法是最令孔子生氣的。“仁”無處不在，怎麼還有人說無法認識呢？我又不是讓你們去九天攬月，五洋捉鱉，“仁”就在你身邊，在你生活的一切處，和你如影隨形，有什麼“力不足”的呢？除非是你自己沒有自信，不爭氣，總是半途而廢，對於“仁”擒擒，放放，你們這些人說是自己“力不足”，我倒認為是你們自己畫地為牢。
你們要做“君子儒”，就不能畫地為牢，必須辛勤努力。用王陽明的話說：“學者一念為善之誌，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隻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繁茂。”
此處的王陽明說了一個“善”字，隻是“止於至善”之善。王陽明《傳習錄》中自有辨析，讀者可查閱，此“善”非南先生《論語別裁》中之善。小心，小心。
“小人儒”，未必不知“至善”，隻是僅僅逞一時口舌之辯並無實際的功夫。這種人對“至善”的了解，隻是字麵上的了解，並不是真的從生活的實踐中體會來的。其實生活中無處不是“仁”，隻看你見也未見。
子遊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台滅明者，行不由徑 （小道，今人謂之“後門”），非公事，未嚐至於偃之室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子曰：不有祝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後人讀了《論語》中誇讚澹台滅明和孟之反的事，便學會了不走後門、不邀功的優秀品質，但對於祝顯示出來的“仁”，就沒有人去學了。其實，這樣學的人，永遠也理解不了孔子所說的道理。
“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南先生說，孔子這番話是感歎這時代已沒有人走正道了。南先生勸人們：“一個君子不要對現實低頭。最後的勝利，最後的成功還是歸於正道的。”“他說哪一個要出外的人，能夠不經過門戶出去呢？出了門才走上正路，人一定要走上正路的，走邪門、行左路，終歸是難有結果的。”
稍有古文常識的人，都可以把孔子的話與“南子”的話對照一下，不用我們講，“南子”對孔子補充了多少孔子不可能說得出的話，人們自能看出。
孔子這兩句話是一個意思：什麼人出家能不走自家的門？沒有人不走這條道的。什麼“道”？“仁”也。無處沒有“仁”，人們永遠生存在“仁”中，一刻也離不得，“正路”、“邪路”、“左路”都是“仁”。孟之反、澹台滅明的行為是“仁”，祝雖然隻是有個好口才，這好口才也是“仁”。衛國如果沒有祝之“佞”，誰也說不上今日要遭了什麼災禍了。其實，宋朝的漂亮也是“仁”，隻不過他光賣弄這一點，不知這美本不是他的，隻不過是從他那裏路過了一下，他自以為是自己的本錢，反而把事情搞壞了。
社會生活也好，個人生活也好，無處無“仁”；無“仁”，便不是生活了。既然如此，你們學我傳的君子之道，還有什麼力足與力不足的事呢？隻不過你自己不要畫地為牢就好了。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Δ 文質本彬彬
這應該是一個大題目。“質”，在這裏是指人不加修飾的本性；“文”，則是後天的文明。孔子希望二者不可偏廢。如果從《論語》全書的意思看，孔子是提倡文明的。“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幾乎是孔子提倡文明的宣言；但是在“先進”一章，孔子則說：“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這便足以證明，孔子是認為二者不可偏廢。
依南先生的看法，所謂“質”應是人類原始本性。這個看法符合世間大多數人的看法。今天的人對“人性”的理解，大半是指的人的動物本性，所謂“文明”，也莫過是人的動物性的升華，這種升華不管如何高級，從終極意義上講，還是脫離不了人的動物屬性。這樣，人們所謂的“野”，便是具有原生態的動物性的人，如果“野”是指這種原生態的人，孔子為什麼還要說“吾從先進”呢？孔子崇尚原始人嗎？
“質”肯定不是指原生態的人，而是指“空空如也”的生命的本來麵目。既然是“空空如也”，也就無所謂有也無所謂無，卻又必有“文”在，才可知它是“質”，無“文”何言“質”？看來“文”與“質”是分不開的。所以孔子在這裏用了一個“勝”字。“質勝文”，便如同在空空曠曠的長卷上，隻有一朵花，必顯得“野”。這個“野”，正好顯示生命本來麵目，所以孔子在後麵會說：“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吾從先進”正因其“野”，正好“用”，“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正是迷霧重重，迷信重重，整個畫麵連一點“白”也沒有了，全是概念化了的“史”，反而無法“用”。
“空空如也”是就生命的本體而言的，實際上永遠不存在真正的“空空如也”。真空了，也就沒有“空空如也”了。所以，必須“文質彬彬”。有文，而不被“文”所迷；有“質”，質非空空無一物。生命的本來永遠是如此。明白這一點嗎？明白了，便可以成為君子了。
明白了這一點，也便明白了孔子下麵的語錄了。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這應是史學家的工作。中國人對生命本來麵目的體認，到底起自何時？又是如何演變的？這應是史學界，尤其是中國思想史界的一個重大課題。從我們掌握的資料看，早在孔子之前，“天人合一”便是中國文化的基本傾向。比如關於“天”、“天命”的觀念，古已有之，在孔子這裏賦予了它非鬼神色彩。《周易》更是把宇宙自然的運行與人間的禍福連接為一體。關於“仁”，在中國也是一個古老的概念，主要是“愛人”之類的道德觀念，孔子將它提升為“大學”的一個範疇。古人認為“克己複禮為仁”，孔子則提出“克己複禮，天下歸仁”，二者之間的區別是明顯的。又如“禮”，便是從“天之經，地之緯，人之禮”的古老觀念引申出來的，仍是屬於“天人合一”的觀念。據《論語》記載：“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據說是後人偽造的《尚書》中便有“允執厥中”的提法，這和孔子的“叩其兩端而竭焉”的觀點，明顯是有聯係的。
中國的古文化發展到周，周的大量文獻都被周公旦的長子伯禽帶回了魯國。《左傳》說：“周禮盡在魯矣。”
孔子在這裏把“齊一變”放在“魯一變”前麵，大概和孔子的下述說法有關。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 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知也。”
“被發左衽”應是一種相當原始的生存狀態。沒有管仲的改革，像孔子及其弟子這樣的人，隻能是在愚昧之中過日子。管仲在齊國的政策，首先是打破了人才選拔的舊例，“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士經“三選”可謂“上卿”，這便開了孔子“有教無類”思想的先河。也許正是由此，下層士人得以進入文化領域，以他們的身份、經曆，對古文獻的發掘研究，就不會隻停留在王朝的一般行政禮製上了，而是會如古之堯舜禹一樣，以天下為己任。最後以孔子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終於達於“道”了。
這個“道”當然不是“道德”之“道”，而是真正的經天緯地之“道”。孔子是怎樣識破生命的本來麵目的，我們還找不到足夠的文獻，但他是見過老子的，老子的《道德經》劈頭第一章，太明顯不過是識透了生命本來麵目的論述。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已經把開天辟地和“無名”、“有名”聯係起來了，遠不似西方人，把人與生命甩在一邊，僅從物質的演變去講“開天辟地”，直至康德，其思維仍是如此。無名，有名，就是說的生命的“明德”。被生命之光照亮，就是天地的開始，照亮了就有對萬物的分別了，分別了，說出名號了，生命之光就是萬物的母親。沒有生命之光照亮，什麼也說不上。孔子對老子的這一學說思想當然不會一無所知。從《論語》等一係列著作看，孔子絕對是明“道”的，《大學》的前三句和《道德經》的開篇，可以說是異曲同工。
傳說，孔子見老聃時說：“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於今難行也。”老子則說：“夫說者流於辯，聽者亂於辭。知此二者，則道不可忘也。”（參看《孔子家語·觀周第十一》）
很明顯，孔子說的“道”，與老子說的“道”無疑是一個“道”。尤其是老子指出的“傳道”的兩個流弊，更證明他們說的“道”，是對生命本來麵目的體認。生命本來麵目無質無形，是以一切存在為其存在的，“流於辯”、“亂於辭”都是大病，傳道之難也正是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