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Δ 龍袍冕旒非關“我”
我們說的生命的本來麵目，對當代人來說也許是太稀奇了，人怎麼可以和“生命”是分離的呢？這對中國古人來說未必是十分晦澀難懂的事。在中國古代與世界各國古代一樣，都認為有“靈魂”這個東西，甚至產生靈魂即生命的觀念。對以鬼神為中心的生命觀來說，這是它的基石。隨著曆史的進步，人們逐漸拋棄了這種愚昧的觀念，中華民族是第一個自覺走出這種生命觀的民族，到了現代，相信靈魂實有的人已經是微乎其微了。但是，人類又墮入了另一個極端，肉身即生命。今天的生命科學，嚴格地說是從有機化學發展起來的，不過是把有機體的研究提高到一個嶄新的水平。從終極上講它並沒有揭開“知”的奧秘。但是，它可能要打破人們關於肉體的“生死”之謎，這便有助人們揭開“知”的奧秘了。
中國文化，以中國文化為代表的東方文化，既否定“靈魂=生命”的觀念，又否定“肉身=生命”的觀念，直接從生命之成為生命的最根本特性的“知”入手，以實踐理性為手段，希望最後解開生命的奧秘。這種方法到底對與不對，我們不去管它。我們的任務是把東方文化這一古老的、卻早被人遺忘了的觀念，介紹給當代人，當代人是否可以接受，不是我們的主觀意誌左右得了的。
從我們可以見到的大量的上古文獻資料看，這種獨特的生命觀，肯定是早就存在於中華民族文化的精英分子身上的。過去我們無法理解中國上古的禪讓故事，為這些故事找了許許多多的理由，看來真正的理由應從中國上古文化精英的生命觀念上去找。
中國文化之所以產生這種獨特的生命觀念，最少應和中國文化傳統的“天人合一”觀與透辟的辯證思維方式有關，如果沒有這兩條，中國人很難產生這樣的獨特的生命觀念。如果你不抱著打卦算命的實用目的去讀《周易》，就會發現這種生命觀早已包含在了《周易》哲學中了。
正因為如此，在兩千多年前的中國才會產生儒道兩家如此博大精深的學說體係。
在此之後，一方麵是由於經濟基礎社會意識對此沒有足夠的支撐，另一方麵是由於統治階級的利用，這種有著深刻辯證精神的天人一體的生命觀被扭曲了。最能迷惑人、最似是而非的扭曲，便是將這種生命觀變成一種道德哲學。這叫留其皮毛，而去其靈魂。我們之所以要和南懷瑾先生商榷，其根本原因便在這裏。
中國上古的這種生命觀不管如何扭曲，終究是全麵支撐了中國文化的發展，任何扭曲都是花絮，其主幹仍然沒有徹底死亡，也不可能死亡。觀察一下中國的藝術就明白這個道理了。東漢、魏晉時代，佛學的傳入，第一次呼應了這種古老而深刻的生命觀，大唐的興盛，正是這種生命觀的直接成果。宋代理學在其前半期，張周二程那裏，仍不失延續了這種生命觀的精華，雖然有朱熹的大扭曲，以致形成“朱學”，但精華的種子並未泯滅。到了明代，在西方世界文藝複興的高潮中，王陽明及其弟子，又一次衝破“朱學”的牢籠，展開了新一輪的思想大解放。如果沒有清王朝的愚昧統治，很難說今天的中國文化會是什麼樣子。
非常有意思的是，二十世紀是世界科學技術大振興大發展的時代，科技的這些直接成果又指向了人類的生命觀問題，尤其是信息科學、生命科學的發展，已經接近了否定生命與肉體絕對直接相等的觀念的時代了。這時，我們再返回頭去看中國人那古老的獨特的生命觀念，起碼得承認中國傳統文化關於生命的認識，實在是偉大至極。
這難道不令我們欣慰嗎？
泰伯三讓其位，既然可以被孔子稱為至德，我們便可想見，泰伯應是孔子、老子仰慕的“道”中人。“民無得而稱焉”，人民並未從泰伯身上得到什麼功德，反而要極力稱讚他，可見在那個時代，得“道”之人是非常受人敬仰的。
一句話，在中國文化中，衡量一個人的標誌，不是實利，而是“道”。
孔子是站在“道”的立場讚揚泰伯的，而南先生是站在“道德”的立場讚揚泰伯的，“道”與“道德”一字之差，相距便是一個天一個地了。
孔子讚泰伯，是因為他識了生命本來麵目，顏回不把貧賤當回事，泰伯不把富貴當回事，都是自己做了自己的主人。反過來說，這二位真得了富貴，他們也不會當回事，但這決不是說越貧賤越好。依南先生對我們的教育，那就是隻能要貧賤不能要富貴，這表麵上看來很高尚，但真這樣做了，我們仍然是“利益”的奴隸。
這便是我們與南先生分歧的焦點，也是“道”與“非道”的分歧焦點。
孔子學說有一個口訣：“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對《論語》的解釋，如果違背了這四條，那就全是錯的，南先生明顯是違反了這個口訣。
再請看下文：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這一節有幾個必須注解的字：葸，猥瑣也；絞，糾纏不清也；偷，淺薄。
恭、慎、勇、直，明顯是道德，但無“禮”就都是毛病。“禮”，本意是和、和諧，這在實際生活中很不好掌握。中國人的“禮”，是從“天道”中引申出來的，人們可以看一下大自然的平衡與和諧，就明白了孔子說的“禮”是什麼意思了。狼吃兔子，兔子吃草，草春生夏旺秋凋冬滅，與生物對它的需要往往是對應的。又如水，可冰，可水，可氣，逢熱成氣，逢冷成冰，正好在地球上形成一個循環。自然界如此，人類社會亦是如此，天下萬物凡能存在，皆是因因緣和諧。這便是中國文化所謂的“至善”的“仁”。
道德，若不是“至善”的，不是當時當下所自然流出的，便是桎梏，便是邪道，便是偽善。孔子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便是指此而言的。
人們自可把《論語別裁》和孔子的基本觀點對比一下，就明白我們為什麼和南先生商榷了。
南先生對於這段語錄，下口便說這是關於“政治領導學”的，其根據在於後四句：“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僅此一說，我們便明白，孔子說的“毋我”，南先生沒有真懂。這一點在拙著《與南懷瑾商榷——〈金剛經〉到底說什麼？》一書中有過詳盡的分析。這正是東方文化最深刻的地方，也是最神秘的地方，稍有偏差便可能落入神鬼怪異的泥坑。
東方文化認為，“我”這個有機體隻是生命的載體，生命有自己的不以有機體主觀意識（意）、意誌（必）、欲望（固）為轉移的規律。我們舉幾個例子，便可說明這一點。公元前五六百年間，全世界一下出了那麼多的偉人，東方有老子、孔子、釋迦及他們的弟子們，西方則有柏拉圖、蘇格拉底、畢達哥拉斯、亞裏士多德……他們幾乎都在探索宇宙的終極真理，可以說是群星薈萃。這是為什麼？
十四、十五世紀，西方文藝複興，有達·芬奇、拉斐爾、米開朗基羅、莎士比亞，中國則有王陽明、張居正、湯顯祖、《金瓶梅》的作者，他們幾乎都在探索著人性解放的大課題，這時的世界也可以說是群星芸萃。這是為什麼？
再看當代，任何一個國家、民族、地區，都不可能獨自鶴立雞群，任何新的東西隻要一出來，馬上成了全人類的共同財富，社會為什麼會這樣發展？
人類要打破生命即是人的肉體的生命觀念，除了依賴生命科學的實證之外，還應有這樣博大的曆史眼光。
我們說的這些似乎離題遠了，但人們隻要仔細想一下，實是一點也不遠，任何一種真正的文明一旦產生，不管你願意不願意，早晚會成為一切人類的財富，這裏當然不排除教育與傳媒的作用。但在二千五百年前，以及十四、十五世紀，東西方幾乎沒有交流，為什麼大家會想到一處去了呢？
由於篇幅所限，我們隻舉這些盡人皆知的例子。如果可能，簡直可以寫一部百萬字的巨著。
至此，人們還不明白孔子所說的“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的道理嗎？
一種文明一旦興起，早晚會成為一種世風的，“德不孤，必有鄰”嘛！但你必須“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這不是說哪一個人自己主觀意識欲望想達到這一目標，你就能“篤於親”、“故舊不遺”，其實正是生命觀達到了這一步，社會曆史達到了這一步，那麼“民”也會隨之而來“興於仁”，不是你的模範作用，你不過早走了一步而已。這是生命的本體本來之意。因“意”、“必”、“固”、“我”產生的意識，隻是“宇宙—生命”係統運動發展變化的折光幻象。
懂了這些，人們也就會理解孔子在《論語》中的那些無比自信的語言了。
“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懂了這些，人們也就不會認為顏回、子貢對夫子的讚頌是過譽之詞了。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