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嚐從事於斯矣。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裏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 而後已，不亦遠乎！
Δ 生生死死皆是“它”
我們把曾子的幾段語錄聯接起來，而沒有抄南先生的見解，因為不需抄。任何一個讀者都可以想見，麵對曾子的上述語錄，南先生講起來，一定比講孔子的語錄順暢多了，曾子的話大半符合南先生的胃口，曾子是明確把道德修養放在第一位的。
晚明益對曾子這幾條語錄，有一個總批，我們抄下來供大家欣賞。
“‘死而後已’四字甚陋。孔子雲‘朝聞道，夕死可矣’便是死而不已。又雲：‘未知生焉知死？’便是死生一致。故知曾子隻是世間學問，不曾傳得孔子出世心法。孔子獨歎顏回好學，良不誣也。”
益是站在和尚的立場說話，自有其不識曾子之處，起碼不可把曾子的這些言論，與他的《大學》割裂開來。從益的批語中我們可以看出，益認為識透了生死的人，會有一個共同的生存規範，這便已經是錯上加錯了。
從曾子的上述言論看，他確實是“參也魯”，遠不如尊師孔子那樣瀟灑，他的一生，都是在“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中度過的，他心中雖然明白，說到底是要“明明德”、“止於至善”，但“明德”、“至善”太難把握了，稍縱即逝。這正是一個“知之者”、“好知者”的境界，遠沒有達到孔子那樣的“樂之者”的水平，也就是說他在“道”中還沒有取得真正的“自由”，一直還在“戒慎恐懼”的水平上。心中還沒有出現一片晴朗朗的天理，隻是到了臨死的時候，似乎才明白，原來生生死死都是和“我”不相關的事，擔心一生，才知全是白擔心，“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吾知免夫”，這時我才明白，我並沒有什麼錯誤好犯的。我的手，我的足，都不能動，我的思想不還是好好的嗎？如果我的生死是和我的肉體同在同行絕對一體的話，我還有什麼話好給你們說的呢？想說也說不成了。
其下的幾段語錄，是曾子對弟子們的經驗之談，你們想明“道”嗎？先從做一個君子入手吧！當你已經不把自己的顏麵、學問、脾氣，乃至生命的肉身十分看重時，你便可以踏上入“道”的門檻了，這是一個過來人的忠告。李卓吾似乎明白了曾子的真意，批曰：“不但想他人前日而已，自家今日亦要下手了。”後世許多人太聰明，看了一遍《道德經》，讀了一通《論語》，便似乎自己已經“明道”了，其實那隻是字麵上明白了，在現實中還是免不了被顛倒妄想牽著鼻子走。當自己已經被妄想牽著鼻子走，做了錯事，還要推給“道”，推給“因緣”，似乎他變成一個動物也是合理合情的。這便是晚明時，王陽明的徒子徒孫們幹的事情。他們不知“明道”非從真正的“克貪”入手不可。
我們這麼說，不是也肯定了南先生現在的做法嗎？否也。在曾子時代，提倡人文主義的道德是一種進步，是相對鬼神文化的進步。到了我們這個時代再重複這一套便不是進步了。“狂禪”在理論上是不完整的，但對於衝決封建道德是有好處的，而今日若再學狂禪卻又錯了，但也不應重複曾子時的道德法則。這裏有一個認清曆史“矢量”的重要性的問題，今天的科學已經向人類的“生死觀”挑戰了，我們還能再回到二千五百年前去嗎？所以在弘揚傳統文化時必須引入曆史唯物主義，否則便是謬論。
益這個和尚自視太高，自以為開悟了，可以隨便褒貶人了，不知曾子是給了弟子們一個真實下手處，禪家在講七位古佛時，不是有一位古佛說偈道，“諸惡莫作，諸善奉行”嗎？佛家修行不也是從這裏入手嗎？東方文化正是從人類社會的廣泛存在的善行中，看到了生命是可以超越人的肉體存在和需求的，這才沒有如西方人那樣將生命本體和肉體人看成是絕對的同一。西方人解不了這個現象，把“至善”的生命之德推到了一個子虛烏有的“上帝”那裏，反而把人和“至善”分成了絕對的兩個。
我們反對南懷瑾，隻是由於他把“道德修養”當成目的了。正因為如此，他對曾子下一段中“道”的解釋就大有問題。
南先生道：“‘任重而道遠’，這個‘道’是領導，也是指道路，責任擔得重，前麵人生的道路、曆史的道路是遙遠的、漫長的。社會國家許多事，要去挑起來，走這曆史無窮的路。所以中國過去的教育，在養成人的弘毅，挑起國家社會的責任。我們現在的教育，受了西方文化的影響，於是‘生活就是教育’，由此一變而成‘現實就是教育’了。換言之，‘知識就是鈔票’，學一樣東西，先問學了以後能賺多少錢。”
我們要問南先生，你對“道”的解釋，與曾子“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的觀點的區別是什麼？關係是什麼？如果南先生是倫理學教授，這樣解曾子，我們不會說什麼，但你是在講“國學”啊！
依我看，正是由於千百年來，許多人庸俗了儒學，庸俗了東方文化，如今西方文化才能鋪天蓋地地來到中國，它不是糾東方文化之偏，而是糾東方文化庸俗化、政治道德化之偏。我們這樣說，不是說我們便希望中國文化“西化”，那是不可能的事，而是說神化了的東方文化，必須回到現實生活中來。不過，這樣做又會產生另外的偏差，人們不再被“虛名”牽著鼻子走，又會落到被“實利”牽著鼻子走。而這正是曆史的進步必然產生的一個“之”字形。不能在潑洗腳水時，把孩子也潑出去。最後，人類必達到對生命本來麵目的認識。
再看南先生對“仁”的解釋：
“仁則是廣義的愛。所以知識分子，以救世救人作為自己的責任，這擔子是非常重的。那麼這個責任，在人生的路途上，曆史的道路上，要挑到什麼時候？有沒有退休呢？這是沒有退休的時候，一直到死為止。”
我們要問一句南先生，你救人救世，是要把人類救到哪裏去？人人都做道德先生嗎？空提救世是毫無作用的。佛家弟子人人會說“普度眾生”，卻不知釋迦是如何“普度”的，於是便去以偽善自娛，以假德自美，看似日日行善積德，實是與虎謀皮，這和曾子提倡的“臨大節而不可奪也”相去豈可以道裏計。一個是時代的先鋒，一個是偽善人。
一切都不可脫離了時代的生命觀念，一切都不可脫離了曆史的“矢量”。王陽明死後，其弟子派別林立，根本原因在於，他們在“明心見性”之後，仍不知心向何去，性自何來，以致空有狂言駭俗，更無宏策安民。隻有張居正是一個特殊和例外。
如果不是由於當今的時代已經到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關頭，我們也不會急於找著南先生辯論。我們今日說這些話，寫這本書，隻是想令即將打破“生死”概念的人類明白，生生死死皆是“它”，切不可迷於肉體的“自我”存在，而憑借科學的進步，引發新一輪的貪求狂躁，那就太危險了。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Δ 克己複禮天下歸仁
《詩》的興，就是以真情實感直抒胸臆。其實這便是王陽明的“良知”，“蓋良知隻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隻是一個真誠惻怛”，也是禪宗說的“直心是道場”。詩，是容不得虛假做作的，這便是“克己”的正解。
《禮》本在“和諧”，人總是生活在群體中的，大到宇宙，中到社會，小到家庭都有個和諧，鬥爭是和諧，友愛也是和諧，不和諧也是和諧。“良知”總得有表達，凡表達總有個和諧，不然，根本就表現不了，表達不了。詩與禮二者達到了，便是《樂》了。宇宙是一部大交響，人類是其中的華彩樂章，這便是“天下歸仁”。
朱熹之陋在於不知興於《詩》。
晚明狂禪之錯在不知立於《禮》。
孔孟之後儒家之脈斷，在於不知成於《樂》。宇宙人生是一部逶迤曲折、婀娜多姿、變化萬端的永無休止的大交響。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Δ 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南先生也好，曆代學人也好，褒孔者也好，貶孔者也好，對於孔子上述觀念爭論極大。著名的如梁啟超，他將第一條重新斷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正是梁啟超輩理解的“民主主義”，在他們心目中的孔子這位聖人，也應是二十世紀的時髦聖人。後人解孔，多為己用，以“六經注我”，這不是什麼壞事，孔子在九泉之下肯定也是歡迎後學這樣做的，不然，孔子便真死了，孔子“述而不作”，正是有這個希望。他不希望捆住任何人的手腳，這便是東方文化真正的精華之處。隻是這“六經注我”，別是越講越退步便好。但從中國千百年的儒學研究史看，向後看的多於向前看的。
其實，孔子這些語錄，以及其他大量的語錄，比如我們前文講過的幾章，絕大部分是實話實說，並沒有刻意提出什麼觀點原則，非讓後人遵守不可，隻是後人自作多情，非要在孔子實話實說中抽出這樣那樣的原則，硬要後人亦步亦趨地模仿。這樣一來，孔子死了，儒學死了，後人也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