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忘記了孔子是提倡《詩》的嗎？後人解《詩》，卻能解出一條條仁義道德來，真是活見鬼。“興於《詩》”，就是讓你像詩一樣真誠惻怛直抒胸臆的起興，一定要有真情實感。孔子的語錄絕大部分是這樣的真情實感，離了他的那個真情感、活性情的“當下”，抽出任何原則，不管這些原則多麼冠冕堂皇，皆是違背孔子的本意的。
在春秋時代，“民”，就是隻能“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般的群眾能知了孔子所崇尚的“道”嗎？能讓他們擺脫鬼神的束縛已經是很不錯了。千萬不可在這裏，用今人的眼光，對孔子進行階級分析。
“好勇疾貧，亂也。”也是當時時代民間的實情。
一個有才華的人，驕傲又吝嗇，會令人討厭。這也是世道實情。
“三年學完了，還不想去賺錢，這種人太少了。”更是實話實說。再如：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願，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你盡可以把這一切當成大實話、大白話，就完全理解對了，不要穿鑿附會，尋找什麼微言大義。
（為了方便一般讀者，注解幾個字：“天下有道則見（顯）。”“《關雎》之亂（結尾）”“侗（幼稚）而不願（忠厚）”“悾悾（誠懇的樣子）而不信（講信用）”。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黼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Δ 成功的古人皆該讚
請看南先生的如下高論：
“西方都以美國式民主作代表，與法國式、德國式的又不同。依我的看法，你們現在美國式的民主，是真正的專製，是資本家在專製，是假民主，真專製。但如果真懂了中國過去的帝王製度——先不必談秦漢以前，就說秦漢以後的帝王，真正好的皇帝是很難當的，如唐太宗、宋太祖這些好皇帝真難當，常常在禦前開會時，遇到一些公正的宰相，把皇帝的命令擋回去，或是‘留中不發’，還有些大臣‘麵折廷諍’，當麵跟皇帝頂起來，因為他希望自己對曆史有交代。我們在曆史記載上常常看到這樣的大臣或禦史，明日準備上朝廷諍，先一夜在家裏安排好後事，棺材都買好，告訴家人屆時如不回來，就去收屍，寧可犧牲生命，也要對曆史負責。皇帝碰到這樣的大臣，也隻好依他們的意見。所以我說真正研究中國過去的專製政治，是假專製，真民主。”
人們都說孔子是祖述堯舜的，其實你如果真研究透了，你會明白孔子永遠是自說自話直抒胸臆。
從現有資料看，我們完全不明白，中國的上古時代，為什麼會出現“禪讓”這樣的事情。有人說這是原始公社製的原始民主，但從我們今人了解的原始社會的情況看，原始的民主似乎與巫術圖騰有關，堯舜的“禪讓”是不是什麼天啟神意呢？這都是說不上的事。過去了的曆史就是曆史，我們隻能就所知的事實說我們自己的直觀見解。正如許多學者所說，孔子讚周武王的一段，好似話中有話，大有《春秋》筆法，但孔子在結尾，還是要說：“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這幾條語錄的精髓是：“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相關也。自己明明是有天下，但卻認為與“自己”不相關。
說到底，“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這是說，堯不是以自己的利益、愛好為準則，而是“唯天為大”，而“其有成功”也是因為“唯天為大”，所以會成功；正因其成功，可證堯是“唯天為大”。“其有文章”的“章”，應作“彰”，其文明必彰顯於後世。
在孔子看來堯舜禹的成功，最具體地體現了孔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基本“大學”思想，及孔子“知天命”的思想。
反正他們是成功了，這種成功中又透出了孔子的“道”，那麼就應該大加讚揚。例如孔子對泰伯，對伯夷、叔齊的讚揚也是如此。都是孔子在自說自話，這便是“良知”。
如果從這裏再想引申出什麼微言大義、道德教訓，就會從根本上脫離孔子的本意。
孔子說這些話時，並沒有想那麼多啊！
後人神化堯舜禹，實是神化孔子，也同時把孔子的儒家學說推到了絕境。
肢解孔子，是後世儒家的通病。
Δ “天泉證道”雜說
孔子學說，說起複雜來，那是後人搞的，就孔子本人來說，不過是有幾個原則：“天人合一”，人而非人，隻是天意，天亦無意，賴人表達。何謂天意，爾等應“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直抒胸臆，這便是“天意”，也即是“良知”。正如《中庸》所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儒家講戒懼，隻是怕違天意，也即是怕違“率性”，這就是“修道”。
古人無法對“天命”作出科學的表述，用我們今天的語言說，便是生命本體的自己的運動規律和既定的“矢量”。在孔子時代，具體講便是高揚人文精神，具體到政治上便是“民本主義”，統稱為“仁”。這“仁”，必通過人表現出來，明白了天意的人，即是“止於至善”的人，這種人認定了的，便說，便行；對了，堅持；錯了，改正，率性而行，便好了。這就是“克己複禮，天下歸仁”。沒有後人講的那麼多的條條框框，這一切便是“修道”。
在這裏我們講一則晚明學案，供人們參考。
王陽明講“良知”，無善惡可言。這是他“天泉證道”的核心觀點。我們摘一節最好懂的話，好使大家明白：
“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日卻不濟，便要矯強，做出一個沒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長了，連前些日子功夫都壞了。此非小過。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起來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曾跌倒的樣子出來。諸君隻要常常懷個遁世無悶（不被人理解也不煩惱），不見是（“對”與“正確”）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謗，不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隻是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處。”
王陽明這一套在他的弟子中很是深入人心，尤其是後來的泰州學派的創始人之一的王龍溪對此暢說最盛，泰州學說強調的便是這“無善無惡”四字。
泰州學派的另一個開創者王心齋（王艮）更是個不可思議的人物，原為鹽丁，文墨甚淺，後來拜王陽明為師。他讚歎王陽明：“千載絕學，天啟吾師，可使天下有不及聞者乎？”於是就自己搭了一輛古色古香的蒲輪車，招搖於大街小巷，一直講到首都北京。在京都的一些大人先生們本來便不屑於“王學”，經王心齋在京都這麼一鬧，謗議者更是洶洶，連王陽明自己也受不了了，趕緊移書責備，令他速返江浙。
就是這“無善無惡”，及宣揚這一觀點的泰州學派最受後人的攻擊，集中在這一點上，東林學社人說：
“凡說之不正而久流於世者，必其投小人之私心，而又可以附於君子之大道者也。愚竊‘無善無惡’四字當之。”
可見他們對王陽明這個觀點的深惡痛絕。
王陽明的觀點實是驚世駭俗，其中的道理卻是極深刻的，可惜的是當時的人還無法正確表達他們的觀點，所以極易被人鑽了空子。這觀念起自陳白沙，從陳氏到他的兩個弟子王陽明、湛甘泉，都以反朱學為旗號，進而出現泰州學派，再到何心隱、李卓吾，其中又出了實幹家張居正、大文豪湯顯祖，中國人在“文藝複興時代”的力量，隻在西方以上，而不在西方以下。這個思潮無疑是合乎時代精神的，應乎曆史潮流的，是進步的，是孔子的人文主義精神的一大發展。可惜的是明朝的滅亡，把中國曆史上這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扼殺在了搖籃中。
我們下麵還會從理論上論證王陽明哲學的正確性及不足，在這裏我們隻是回憶一下孔子的觀點：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晚明諸君，於《詩》之“興”是做到了，卻不知立於《禮》，即依一定時代的“禮”而立，而更無法從理論上知道，這一切皆是成於《樂》的。
要真正明白這一切，非懂一點曆史唯物主義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