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禦乎？執射乎？吾執禦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Δ 誠意出幽默
子罕一章，述而一章，皆是畫活了一個孔子，隻要不穿鑿附會，自會認識一個幽默瀟灑且直陳胸臆、我行我素的活孔子。
可惜，如今中國人頭腦中的孔子，是個死孔子、神孔子。九泉下的孔子當哭笑不得。且看南先生對“吾執禦矣”四字的解：
“後來仔細想一想，大有道理，他這個‘執禦’的駕駛人，意思是要領導文化，做一個曆史時代的先驅者。所以弟子們把他這句話記下來，是有意的，並不是對不要緊的話都死記不忘。”
孔子一下子便成了一個神孔丘了。孔子是說過“天生德於予”，但孔子也說過“無友不如己者”呀？該如何理解，該如何統一？顯然，南先生沒有深究。
其實孔子的“執禦”和“領導文化”無關，像南先生那樣，儒道釋三家的原典著作幾乎解完了，那才是要“領導文化”呢！南先生如此解孔子，怕正是南先生自己的夫子自道吧？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是說他不要利，不信命，不依仁，隻是他對這三者不作抽象的探討，也就是說，他述而不作，不賣弄學問，不像我們今日這樣隻想用學問混稿費，混來混去，結果一直未成“明星”。對此孔子實是無可奈何，他能不想成為“明星”嗎？當然想，不然收那麼多的弟子幹什麼？今日陳，明日衛，後日又赴楚幹什麼？但想歸想，現實歸現實，結果是處處碰壁。孔子的真正可貴處，恰在這一幽默，你們說我不能成名，我憑什麼成？去開弓拉箭嗎？後羿不是因此而成的名嗎？我可沒有他那麼大的力氣；那我便去趕車吧？當車把式我還是蠻不錯的，因為我從小便學過趕車。
別看我成不了名，沒有什麼名堂，但我對於“禮”，可不能隨隨便便。能從眾的我從眾，不能從眾的絕不從。為什麼？沒有什麼“為什麼”。我就是這樣想的，我喜歡從堂下拜到堂上。
二千五百年之後，有一位姓南的大師說，這樣做是為了：
“中國本是禮儀之邦，古代與人相見，跪下來拜，孔子說這是禮貌，‘拜下，禮也。’但現在的人，沒有行禮的誠懇，‘拜乎上’，拱拱手就算了，很討厭跪拜知禮的事，隻求自己舒服一點而偷懶，就是不誠懇。對於這一點，孔子認為敬禮的精神，須要絕對的誠懇，這是不能改變的。”
這是南大師在猜我的心思，其實我孔老二沒有想那麼多，我不喜歡就是不喜歡，我忠實於我自己的“心”，這便是我的“誠意”。南先生是在我這個“誠意”上再加一個“誠意”，依否定之否定的法則，那反而不是誠意了。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Δ 孔子思想的精髓
孔子之所以“述而不作”，不是如南先生講的，孔子很謙虛，隻是希望保留傳統文化。孔子的本意是：“道”是不可說的，“道”是最現實的最生動活潑的，“道”也是最簡單的。“道”就其道理來說，並不複雜，“允執厥中”、“惟精惟一”，這些古語，早把道理講完了，不需要再去講了，包括我們現在寫的這本書，如果不是南先生偏得太遠了，我們也沒有寫的必要。
“道”，在基本道理明白之後，關鍵是體悟，這是儒家學說的“有為法”的最重要的特點，也是它和釋道兩家的區別。儒家這種要求對與不對是另一回事，我們需要忠實表達他的基本思路。儒家這種對“道”的體悟，可以從道德修養入手，但終極是要體悟出無善無惡直抒胸臆的境界。南先生對儒家理論闡釋的根本錯誤就在於他把一切道德修養當成了目的，這就必然把人們引到邪道上去了，也完全背離了儒家學說的根本。
請看孔子自己的說法：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正是希望人們不要掉到道德及其他迷宮中，似乎真有什麼外在的準則需要遵守，才可見“道”。
南先生講：“‘毋意’，這是孔子做人處世，沒有自己的主觀意見，本來想這樣做，假使旁人有更好的意見，他就接受下來。”
“毋必”，南先生講這是說，天下事沒有“必然”的，所謂我希望要做到怎樣怎樣，事實往往未必能如此。
“毋固”，便是不要固執己見。
“毋我”，專為別人著想，專為事著想。
如果僅從文字上講、字麵上講，南先生說的這些大致可通。
但這個“可通”所帶來的麻煩也是十分大的，因為像南先生這麼一講，看似沒有什麼必須遵循的外在的準則了，而“四毋”本身又成了準則了。
毋意，可能使人成為沒主意的不倒翁。
毋必，可能使人成為沒有意誌力的懦夫。
毋固，可能使人成為不堅持原則的庸人。
毋我，這是根本辦不到的，對於肉身人來講，完全毋我，是騙人的鬼話，甚至於能使人成為貌似無私的偽君子。
孔子提這四條，正是人的意識的基本特點，凡意識，必有所願，凡有願皆希望實現，為了達到實現願望，必堅持己見，這三個過程中皆有一個“我”在。“我”這種觀念，是人與生俱來的東西，根本不是主觀意識主觀修養可以克服的。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如果僅從處世經驗從道德修養講“四毋”，就會變成絕對的“四有”。
“四毋”是要我們在把握生命的意識現象時綜合運用的，所以儒學重在切身體悟。
“四毋”是我們在把握自己的意識現象時具體運用的，所以儒學重在對“明德”的“明”，即具體明白事物在我們個人的“明德”——意識上是如何運作的。
正如我們前文反複說過的，個體人的“明”，隻能是對“至善”矛盾運動的折光反映。用孔子的話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個體人的任何“知”，都包含著無量的“不知”，所以任何“明”都隻是至善的“折光”。我們在做判斷時，卻隻能依賴“已知”。如果把“已知”絕對化，從“已知”的一點，憑主觀邏輯推斷出它的結果，因此產生的意願，就是孔子在“四毋”中指出的“意”的毛病。進而相信自己必定成功，這就是孔子在“四毋”中指出的“必”的毛病。在事物發展過程中，明明顯出你的“已知”隻是個假象，不可能產生你推導出的結果，你卻非要固執成見，這便是孔子“四毋”中指出的“固”的毛病。
這些毛病為什麼會產生呢？除了單純強調“已知”的片麵性之外，關鍵在於有一個與生俱來的“我”在起作用，我太相信“我”的感官，被感官所迷，“意”、“必”、“固”的毛病便自然而然產生了。南先生說：“毋我”就是專“替人著想，專為事著想”，這是騙人的鬼話，專替別人著想就可以避免“知”的片麵性嗎？專為事著想就可以使人一下獲全知全能嗎？將孔子的話變成教條而不知孔子立意的根本，絕對會錯解孔子的。
更重要的是人們對自我需求的迫切需求也會使人產生偏差。
根子在於，人們不認得自己的生命本體。生命，隻是一個“知”，除了“知”，無生命可言。“知”是宇宙本有，它沒有什麼需求。隻是由於生命本體，在我們這個時代，非以一定的某個肉體為載體不可，於是人們錯把肉身載體當成了“自我”，當成了自己的生命，把肉體自我的需求，錯當成了生命自己的需求。這樣，人們的“意”就必然被“需求”牽著鼻子走。於是便必然產生“意”、“必”、“固”。
久而久之，人們便產生了一個錯覺，好似“意識”、“願望”這些東西都是主觀自生，是“我”的頭腦主動產生的。這樣，關於“我”的錯覺便自然產生，我在想，我要說，我在做，我在吃苦，我在享受，我悲，我喜……其實這一切都是錯覺。
這便是把生命和其載體肉身畫絕對等號之後，無法擺脫的錯覺。
對於生命的本體“知”、“明德”來說，如果它本性是悲，就無法產生喜，如果本性是享受就不能吃苦……就比如一幅畫，它的“底色”如果是“紅色”，再塗上紅色便無用，再塗上綠色就“黑”，再塗上白色便是“粉紅”。正因為生命——知——“明德”是空空如也，所以才知肉體之喜怒哀樂，知肉體之苦痛享受，才會有分別。也就是說，凡有所想、所知、所感，皆不是我，所以我可以認識它、明它、知它。
人類真要認識這一點，必得依賴一步步的進步，尤其是肉體的生死之謎被解開之後，才有可能真正明白，本來無我，我本是空空如也，我本是一塵不染。
佛教禪宗六祖慧能有偈道：“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這正是指生命的本體說的。
但是，即便隨著自然科學的進步，肉體的生死之謎被打破了，人的肉體感官的“明”、“知”對於“至善”的認識，仍然隻能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也不可能出現全知全能。
“全知全能”，和人被自己的肉體需求牽著鼻子走，是“明德”的兩個誤區。
但如果在這裏引入曆史唯物主義，問題便解決了。
人，作為個體生命體是有生有滅的，是不可能全知全能的，但人作為生命的整體，如果從其曆史的發展來看，恰是全知全能，從終極意義上講，自然全體的生命化，人化了的宇宙被“明德”所普照是不可避免的。這也是被曆史的進程所證明了的。古往今來的人類史證明，人類活動作為一個整體講，任何一個人的每一個活動，不管是善是惡，是成功是失敗，皆是“宇宙—生命”係統矛盾運動的一部分，都是“宇宙—生命”係統整體矛盾運動不可缺的一個環節，少一個環節也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正是由於每個具體人、具體事，有善有惡，有成功有失敗，才導致了人類文明史整體的發展和進步，人類的整體恰是無善無惡、無成功無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