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需要人們好好對比思考一下了，在宋以前的中國有屈原、司馬遷、司馬相如，乃至漢魏樂府、魏晉風骨、盛唐氣象，這些東西不管風格如何，總體上說都是朝氣蓬勃的，李白、杜甫、白居易乃至在晚唐詩人的篇章中，絕對找不出阿Q精神的遺跡,為什麼宋以後，中國人的精神素質會一步步向阿Q精神靠攏呢？
曆史本身說明，的的確確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東方文化。
東方文化的真正興盛是漢唐時代，而不是宋以後，這是人們共知的常識。也就是說儒、道、釋三家文化在中國占據統治地位、且輝煌無比是宋以前的事。宋代最大的貢獻，是程朱“理學”的勝利。也就是說，宋以後是“理學”統治中國文化，宋以前則不是。時下學術界往往不做這樣的區分，有人甚至認為朱熹是集中國文化之大成者。我們認為這種提法是不符合曆史實際的。稍微熟悉一點中國曆史的人，都可以看出中國文化，在宋以前、宋以後完全是兩種不同的風貌。
僅此便足可證明有兩種完全不同的中國文化，一種是真正的東方文化，另一種是以理學為代表的變了質的東方文化。這兩種不同的東方文化的分水嶺正是在對“禮”的不同理解上。
顏回問孔子何謂“仁”，孔子答以“克己複禮”，顏回又接著問具體內容，孔子回答：“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這四句話中的“視、聽、言、動”幾乎概括了人的生命活動的全部。孔子對人的生命活動作了這樣的界定：“非禮勿……”
這樣，我們在理解孔子這個觀點時，必須對何謂“非禮”，作出明確的解釋。
“禮”從“示”從“豊”，是從祭祀物轉化而來的，用器皿盛雙玉作供奉，表示對“天”、“上帝”的敬重。準確地說，是先人溝通天人關係的一種活動。認真研究《周易》，而不作迷信的解釋，你可以發現，中國的古人認為“天道”是有規律的和諧運動，與世間人的運動是渾然一體的，人隻能去適應“天道”的和諧的有規律的運動，而不能違背它，違背它就會受到懲罰。所以儒者說：“禮之用，和為貴。”
中國人所謂“禮”，首先是天道的和諧運動，天道與人道的和諧運動。用我們今天的理論語言表示，便是“宇宙—生命”係統的和諧運動。這“和諧”便是“禮”的本體之意。
“宇宙—生命”係統正是一個無量的矛盾和諧體。人對於它，應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正是人的“知”，使“天地”有“名”，無名便是“天地之始”了。西方愛討論宇宙的起源，不管其中有多少正確的見解，最終仍存在大量的“不知”。不過在人“知”“宇宙—生命”體係之時，即生命的個體知自己也存在於本體時，“宇宙—生命”係統本體本有之“禮”，必然隨著人的視、聽、言、動表現出來。這便有了人間的“禮儀”。
在這一點上，荀子講得非常清楚：“（天）以養人之欲，給人以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荀子·禮論》）
有了人，便有了文化規範，人把握這種天人和諧運動的規範之後，便將其升華為自己的文化禮儀活動，這樣一來，反而抽空了其中的實質內容。孔子是極力反對那種抽空了內容的“禮樂”的，“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孔子這裏的“禮”是人間文化範疇的“禮”。
“禮之用，和為貴”以及上文荀子所說的物（天）與欲（人）相持而長的“禮”，則是天道自身的天人關係裏的“禮”，自然的天道的“禮”。二者不是同一個範疇的東西。後世人錯解孔子“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觀念，皆是沒有分清兩種不同的“禮”，而把孔子這裏所謂的“禮”固定化、僵化了，把它定為人間常識中的“真善美”和一般的“禮儀”。
正如孔子所說的一代有一代的“禮”，“損益”是必然的。其實，“禮”何止是一代與一代不同，一件事與一件事也不可能雷同。人的真智慧，恰是對這一“禮”的標準的選擇。“有欲以觀其徼”。
天道無常，人道也無常，這對於在以農耕文明為基礎的社會中生活的人們來說，實在是不好理解的，但今天的人，後工業社會的人對此絕對是好理解的。
既然天道無常，又如何確定標準呢？當然不能用人間司空見慣了的道德倫理規範來作為人們的行為準則了。
對此，明代的益有一個很明確的解釋，照錄如下。
古雲，但有去翳法，別無與明法。《經》雲：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 無見，斯即涅槃。立知，即是“非禮”。今“勿視”、“勿言”、“勿動”，即是知見無見也。此事人人本具，的確不由別人，隻貴直下承當，有何利鈍 可論。故曰：“回雖不敬，請事斯語”，從此三月不違，進而未止，方名“好學”。
可見“學”之一字，隻是“學仁”，“仁”又無可學，讀者從這裏參下去，便是東方文化的真門檻了。
南先生對顏回這一段的解釋肯定是錯的，他說：“顏回聽了這四個方法就說，這我就懂了。換句話說，‘克己複禮’做到形而上最高的功夫是很難的，退而求其次，用這種方法困住自己，訓練自己不敢亂動，先端肅起來。顏回說，我雖然很笨，不大靈敏，悟性不高，但是借外力熏陶內心的方法是懂了。我隻好用這種方法，慢慢去達到那個‘克己複禮’的境界。”
顏回說：“請問其目？”“目”與“綱”相對，絕對不是什麼“退而求其次”，隻是“當下”之用，“當下”之用的本身就是“仁”之體。體用本來一如，還有什麼難易、主次之分？
學者們就是喜歡隨口去說，連原文原意也不照顧，實是遺憾。
Δ 居敬行簡
正如南先生所說，《論語》的編輯是很了不起的。顏淵第十二，開筆就點到綱上，“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然後分出四目，四目不旁支，全部是生命活動，完全是從一個“知”字分類出的。“生”即“知”，“知”即“生”。這決不是南老說的“退其次”，這本身就是“克己複禮”，這本身就是“天下歸仁”。接著幾段，是對四目的運用。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這裏我不引南先生的解釋了。“在邦無怨，在家無怨”這句話，完全是針對春秋時代的特殊社會政治環境而說的，根本不是什麼道德標準。“在邦”就是做官，“在家”就是做民，這是那個時代的兩個極端，“無怨”是坦蕩蕩之意。“在邦”、“在家”都不是永恒的也是應該的，怨什麼？怨哪一個？到我們今天的時代，人們除了通過做官顯示自己的才華之外，從教、從商、從文都可以顯示自己的才華，當然也就更不會有什麼怨恨了。孔子這兩句話，是說人在任何條件下，隻要不被外境所牽，一心“學而時習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什麼環境對你都是好環境。如果不致力於對生命本質力量的體悟，不是隨著所處的一切環境專心體驗生命的本質力量，一味去埋怨自己生存的環境是如何的不如意，那就犯了“非禮勿言”的訓條。讓你生存在哪一個環境都是“宇宙—生命”係統總規律的和諧運動的結果，都是合於“禮”的。你如果不是挑剔環境本身，而是以此去發現大宇宙運動的“矢量”趨勢方向，那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事了。這便是“止於至善”的養心，知“天心”。
僅從表麵文字上看，儒、道、釋三家的全部文獻，對於人的生命活動要求大半是“安貧樂道”之類，南先生解三家文獻的基本思路便是如此，他解釋的天人境界，實是偏於一種自給自足的小地主式的田園生活。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問題呢？就在於他們沒有從根本上懂得東方文化三大家的真正實意。對於東方文化三大家來說，他們都不會也不準備為人的生命活動提出什麼永恒的準則。因為這個準則是提不出來的，能提出來的便肯定是束縛人的、錯的。東方文化是要從根本上解放人的生命活動，所以絕對不給你現成的生命活動公式。
那麼，孔子在《論語》中提出的許許多多的行為準則，意義到底在哪裏呢？
首先大家要看到，東方文化三大家都說他們不教給人們什麼現成的標準、準則。孔子“述而不作”正是為了此。釋迦反複強調他無話可說，也是為了此。老子說“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也是為了此。
但是他們三人又為人們作了許許多多的關於人的生命活動的“提示”。這些提示說到底隻是“破”，提示你去破除你頭腦已存的文化觀念對你的束縛，破的本身就是立，用明代人益的話說，隻有去翳法，沒有立知法，不教給你準則，由你自己去把握。
我們已經說過，他們的說法隻是“提示”，這些提示，概括起來是三句話，第一是開闊眼界，放大心量。第二是承認現實，無怨無悔。不是去評判已有的現實，而是從現實看到世界事物發展的大趨勢，符合大趨勢的就合於“禮”，不合的就是“非禮”。第三是認定生命活動的準心隻在己心切勿他求。這三條便是孔子“四目”的真正含義，如果你真正做到了這一切，永遠不欺騙自己，你在具體的生命活動中，自會是正確的、成功的、心想事成，否則留給你的隻能是苦惱、痛苦與遺憾。
我隻給你們“用心”的原則，不給你處理具體事物的標準。這個“標準”隻屬於你自己的“心”。
這是東方文化的精髓所在，大量解東方文化的人，皆不知這個秘密，把“用心”的原則當做了強求每一個人必遵的行為準則，那是沒有不錯的。這其中的差別非常細微，稍不注意就會出現偏差。主要的差別是，“用心”原則，和對具體事物、生命活動的判斷標準、把握態度不是一回事。例如朱熹，他自己並沒真正的用對過“心”，便擔心別人也不會用“心”，於是便給別人預定下一條條道德倫理訓條，似乎這便好把握了。事實上那是徹底抽掉了東方文化三大家的充分展示生命本質力量的魂。
東方文化在他們手中成了一個裝死人的匣子，誰進了這匣子，“心”似乎是“安”了，但人也死了。如若不信，你通讀了南先生對三大家經典的解釋，掌握了他教給你的那些做人的原則，你肯定就死定了。即便不死，也莫過是一個行屍走肉的小地主。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南先生的解釋不抄了，他用了“莊重”一詞來解第一句。“使民如承大祭”，他解為“對民要誠敬”。
這種解法，從字麵上說是勉強過得去的，但隻是字麵上的“勉強”。
這是孔子說給仲弓的，也是孔子給一切人的安身立命之處呀！對此南先生完全沒有解出，那麼他對於下麵的段落的曲解也就是必然的了。
“出門”實是指一切感官所至，即你的生命活動所至，即視、聽、言、動所至，無非是生命本質力量的顯示。你要找你自己嗎？你要找天地神靈嗎？你想知道你的生命本質力量嗎？“出門”吧。凡是你生命感官所見、所聞、所知、所想……無非是生命的本質力量，不要再從其他任何地方去找，既然出門所感，無非是“你”，無非是“天”，無非是“道”，無非是“仁”，無非是“禮”，所見之物，所見之人（民），這一切包括你自己在內的正是你的生命的本質力量。
凡你所見的無非是進步，無非是發展、無非是真正的“真善美”，千萬不可在此之外去找進步、發展、正義、真善美。
曆史在進步，曆史永遠在進步，眼前的一切都在進步，這便是生命的本質力量，這就是人們稱之為“神”、“天”、“仁”、“道”、“禮”的。難道對這一切你能不“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嗎？
曆史永遠在運動，永遠在發展，我們不僅要從大處著眼，知道凡感官所感知的外在的一切全是生命本質力量的顯化、對象化，而且要內求，從小處著眼，因為我們心靈中的每一絲欲望、意識、思想，也都是生命本質力量的顯化、對象化。這種顯化，和外在世界的顯化是完全同步的、一致的運動。在這裏無內無外，無大無小，無曆史無個人，無精神無物質諸多分別，皆是生命本質力量的顯化。
所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你也施不了別人，如果你非“施”不可，等待你的隻能是失敗。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正是老子說的“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的另外一種說法。你想知道百姓心此時此刻的真實內容嗎？那就問你自己之“所欲”吧。
這和南先生說的道德毫無關係。我之所欲，民之所欲，我之不欲，民之不欲，從這裏再擴大到外在的一切曆史變化，並把二者統一起來，你不就認清了“自己”，不也就是認得了生命的本質力量了嗎？
認識問題解決了，關於“自己”，這個生命本質力量的承載物，到底是“在邦”還是“在家”，還有什麼可說的呢？不管在什麼地方，無非是體悟生命本質力量的存在，無非是體悟“明德”的擴展，除此之外，豈有他哉？
解到這裏，人們似乎可以明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真正含義了。
“禮”是什麼？生命的本質力量是在一定的曆史時期，必然表現為一定的“生命觀”，一定的“生命觀”，必然顯化為一定的文化、一定的文明。這種文化文明便是“禮”。
生命的本質力量永遠在運動著、變化著，也可以說是發展著、進步著。雖然，窮其本體，它的動就是它的不動，它的變就是它的不變，但對於具體的生命個體來講，它確實有一個發展、進步的問題，這便是“明德”、“知”的不斷擴張，直至照徹宇宙。
這種擴張，在不同的曆史時期都會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生命觀”時代。人的認識一般說來不可能簡單超越自己生存的這個時代的“生命觀”。
這好比是一個大海，大海中的波濤、洋流一刻也不停止運動，大海自身無所謂動，也無所謂不動。一滴水、一個生命體在大海中一分鍾也不會安穩，但它總有一個存在於什麼樣的洋流之中的問題，是墨西哥暖流，還是日本海寒流。在寒流中體驗到的大海與在暖流中體驗到的大海是不可能一樣的，我們不可能要求在暖流中的水具備對寒流的體驗。
儒家學說的可貴在於，它既和釋、道兩家一樣，感悟到了生命本質力量的本體存在，又不脫離當時中國人現實的生命觀念，並能在這個現實的基礎上，把它提高到“人本主義”的高度，從而形成自己獨特的文化。
這一切的總和便是孔子所說的“禮”。
這個“禮”，內容無限龐雜，括天囊地，就是說的人與宇宙、生命與宇宙的和諧性，但也不脫離孔子時代的“當下”曆史。此時該提倡的正是人本主義的“禮”。不過，這“禮”已經不是僅指本體而言，而是本體在一定的“生命觀”時代的“用”了。體用一如，全是和諧，這是孔子“禮”的全部內容，“非禮”就是不要脫離這兩個原則。
這樣說來，這個“禮”不是太複雜、且無法掌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