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Δ 實踐理性
孔子和釋迦、老子一樣都是提倡實踐理性的，反對理論化、條理化的空談，這是東方文化的一大特色。但是，這其中也是有區別的。
釋迦、老子主張的是“無為法”，無為法不是消極，不是真的“無為”，而是聚焦於曆史的整體的“有為”，而不看重某一個個體人的“有為”。關於這一點，我在我的《與南懷瑾商榷——〈金剛經〉到底說什麼？》一書中，對於釋迦的“無為法”，即他滅度一切眾生的無為法，作了詳盡的闡述，這裏不再重述，應當說釋迦是極其深刻的。關於老子的無為法，也應屬於實踐理性的範疇，也是更強調曆史自身的整體的發展變化，但和釋迦比還是有區別的，我的第三本書《老子我說》將詳盡闡述老子深刻的曆史主義觀念。這裏也不多說。
孔子與上述二人，並沒有太大的矛盾，隻有程度上的深淺，孔子更強調個體人自己的“明心”、“明明德”。在孔子看來，人在一切活動中皆可“明明德”、“明心”。孔子強調的是在“事”中“明心”，在“明心”中理“事”，特別強調視、聽、言、動中的“明明德”、“明心”，也即是合於“禮”。整個一部《論語》就是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在具體行事中“明明德”的具體事件。總貫穿線仍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具體的“明明德”綱領則是“顏淵第十二”孔子與顏淵的第一段對話。
從《大學》看，再參照《論語》的記錄，我們可以看出孔子及其弟子，更看重的是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過程中的“明明德”。這也便是《大學》的全部內容。
孔子在這裏的三段語錄，事發在為政，落腳還在“明明德”。這三段語錄中最重要的句子是“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以及“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第一段實是“良知”的詳說。什麼人是賢才，當你自己的地位一旦確定（正名），你自然而然憑第一感覺便“知”誰是賢才，舍了你的“知”，也無所謂誰是賢才。如果真有被你遺漏了的賢才，也不用怕，是賢才早晚會有人舉薦出來的，不舉薦給你，也會舉薦給別人。
這是何其坦蕩蕩的胸懷，這是何其直接又無比深刻的“良知”觀！這本身就是“明心”的結果。不是親身親曆的人，而是死摳文字的教條主義者，無論如何也理解不出孔子這段極為平實的文字的深刻性和準確性，這比一些學究人物開列出一長串“做人準則”，不知高明多少。
一句話，一切尊重你自己的心靈的實踐，隻要你自己不欺騙你自己，你選擇的人肯定是對的，起碼在當時當事是對的。至於以後是否正確，那是以後的事。到明天，碰見了新的事件，還是要尊重自己心靈的當下實踐，錯了就直下承當，立即便改，絕不文過飾非。
這便是東方文化講究“用心”的精華所在，也是人們最難掌握的地方。這裏不排除今天人們在選才上所立的一切規矩：調查了解、考察實驗、酌情研究，這些過程多一點少一點，都不妨礙你選才，但核心是一個“絕不欺騙自己”、“錯了就改”。這和不慎重、拍拍腦袋就下決策不是一回事。
這個過程要永遠遵守下麵的名言：“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也莫過是不欺騙自己（無所苟）而已也！
就這樣說說看起來十分簡單，實際上是非常困難的，不是哪一個人隨隨便便就可以做到的。必須“先之勞之”、“無倦”。這又回到了前文孔子所說的“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這種“良知”是需要不斷實踐的，實踐到“無倦”的程度，每逢遇事決不苟且，忠於自己當下的判斷（行之以忠）。這樣久而久之，到了一定的時候，你的心中自有一片坦蕩蕩晴朗朗的天空。這時，你便可以去“為政”了。
到了具體的“為政”中，先確定名分地位，這也不能苟且，隻有這一切都明確了，“言”便順了。
其實這一段最好的概括還是《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先之勞之”、“無倦”，就是要認準生命的本來麵目，時刻尋找“真自我”，發現“真自我”，不被紛紜複雜的外相所動，凡外相皆是過眼煙雲。這樣便可達到“止、定、靜、安”，智慧自然出現，“物有本末，事有始終。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自然會實事求是。
人們是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具體過程中得到對“仁”、對“自我”、對“明德”的體認的，也同樣以這個“自我”，這個“仁”，這個“明德”去“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所以一切人一切行為皆是這樣的“修身為本”。無處無人不是在“日惕夕惕”地“修”著，舍此，另選修身之道便是邪道。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極君子必慎其獨也。”
“慎獨”不是自己一個人時絕不違犯什麼戒律、道德之類的玩意，而是不欺心。欺不欺心，隻有你自己知道。世上最糟糕的人，也就是孔子一再說的“小人”，總是在欺騙自己，還要東拉西扯出一大堆美好的詞欺騙別人，同時也騙自己。這種人就是不可救藥的人。
為政之人（“名”正了的人）必須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Δ 孔子何嚐蔑視勞動人民？
前麵的解釋完了，你便不會對這幾段語錄產生誤解了。看了這幾段語錄，反而應該更尊敬孔子的實事求是精神，不會的就是不會，不懂的就是不懂。樊遲光問“學稼”，而不思在學稼中如何“明心”，把技術、知識看得比“明心”重，就是“小人”。在孔子看來，一切都不如“明明德”，都不如在“明明德”的過程中發現自我、認識自我、不欺騙自我。實際上就是不違背真實的客觀規律，就是實事求是。孔子此處提到的一切概念，“禮”、“義”、“信”、“達”、“正”，皆不是過去的學者們解釋的那樣，而是實事求是、堅持實事求是、敢於實事求是的別稱。
南先生對這幾段語錄的解釋比一般的學者高明得多，雖然他沒有脫出道德領域，南老認為孔子對樊遲所問的答複不是看不起莊稼人，而是希望人們不要去做那些空洞的學問，後文孔子對那些隻知誦三百首詩的人的批評，就足以說明這一點。在孔子眼中學種莊稼和一心隻想通背三百首詩是一樣的不正確，不是這樣的行為不好，而是不能在這些行為中“明明德”，便是錯誤的。
一切為了“明明德”，對自己的生命不明，對“知”、“心”、“明德”不明，是人類的根本誤區。不解決這個根本誤區，一切事都做不好，表麵做好了，反而可能陷入更大的誤區，以致最後毀滅人類。
這裏順帶補充一句，“名不正，言不順”，這一段是千古名句，但其中的準確含義，常被人解偏，其真實含義是，一個人永遠要為自己定好位，隻有定好了位，才會有準確的判斷。比如“惡惡臭，好好色”，隻能是人的正常感覺，如果一個人被貶謫到非常低下可悲的狀態，與惡臭同伍，也就是“久居茅廁不聞其臭”了。在這裏，“名”隻是個人的地位、名分，不是別人認可不認可的問題，而是自己要實事求是地認定，無緣無故的自卑自謙或自高自尊，皆是自欺。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