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們必須弄清方法本身是否有品位高下之分，科學與不科學之別。
列寧在《哲學筆記》中曾摘錄過黑格爾《邏輯學》中的一段話：“在探索的認識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觀方麵的某種手段，主觀方麵通過這個手段和客體發生關係……”。黑格爾明確提到“方法也就是工具”，它隻是認識事物的一個手段。方法作為“工具”、“手段”、“橋梁”，其本身無所謂優劣好壞，無所謂品位高下，無所謂科學不科學。方法的價值全在於它的使用上，體現在使用過程和使用效果上。如果使用某種方法能有效地揭示修辭現象的本質，能成功地描寫出修辭的客觀規律，這種方法就是科學的、高品位的。一味指責整個80年代修辭學研究所采取的方法不科學品位不高，這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稍微留心一下，我們就可以看到，80年代王希傑、倪寶元、宗廷虎、林興仁等所取得的令人注目的成果不就是因為成功地運用了演繹法、歸納法、係統論等方法嗎?!
其次，“方法論遠未得到重視”的判斷有失偏頗。
綜觀現代修辭學發展史，修辭學研究曆來有重視方法和方法論的傳統。現代修辭學之所以能建立起來，“與方法論方麵的進展，研究方法的革新有很大關係”(宗廷虎語)。陳望道先生創立中國修辭學的第一個較為科學的體係，寫出具有裏程碑性質的重要著作《修辭學發凡》，是與他注意方法論的革新分不開的。陳望道“一貫重視方法、方法論的研究和探討”(胡裕樹語)，他的這種研究態度對後人影響深遠。直至80年代，王希傑的《漢語修辭學》體係、吳士文的《修辭講話》體係、宗廷虎等的《修辭新論》體係等新理論體係的建立，無一不是受益於方法和方法論的變革和更新。80年代對方法與方法論的重視是前所未有的。研究的方法達數十種，包括比較法、歸納法、演繹法、統計法、實驗法、係統論、信息論、控製論、邏輯運算法、實驗法、變換分析法、曆史的方法、分析綜合的方法、模糊論方法、結構論方法等等。這些方法，有些是前人已用的，有些則是新出現的，它們在修辭學研究中發揮了並正在發揮著各自的優勢和作用。1987年10月在上海複旦大學舉行了“紀念陳望道先生逝世十周年語法、修辭方法論學術討論會”，這次會議對語法學修辭學研究方法作了較全麵的回顧、展望，作了較深刻的反思、評估，在中國修辭學研究史上寫下了方法論篇章的輝煌一頁。會議論文集收了34篇，其中語法的15篇，修辭的19篇，修辭學方法論的論文占了多數。這些事實都說明研究方法正在受到修辭學界的重視。當然，我們希望重視研究的範圍還要不斷擴大。
再次，關於“修辭學方法陳舊僵硬”的論斷也欠恰+當。
有人說，“近年來修辭學界彌漫著一種情緒，認為詞語的修辭，句式的修辭，辭格的修辭已經研究得差不多了，該劃上句號了，因而心急如火、急不擇醫地尋找新的研究對象，這是對科學活動的本質認識不清的一種表現，其原因之一還在於修辭學方法的陳舊、僵硬。”這個結論顯然是欠妥的。我們認為，①方法雖有新舊之分，但舊方法未必陳舊僵硬；②尋找新的研究對象，是學科自身發展的要求。修辭學科的發展，是基於對對象的性質範圍等內容的認識不斷深化之上的。修辭學對象還不是一個完足的概念，尚待拓展、拓新、拓深。到目前為止，誰也不敢說他已經真正把修辭學的對象認識透徹了。對象與方法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對象呼喚其方法，方法決定其對象，方法的革新往往導致學科的革命。”可以說80年代人們努力尋找新的研究對象的這種對對象所具有的深刻危機感，是因為受新方法論的啟迪和驅動。這是對修辭活動的本質清醒認識的表現，而認為“原因之一還在修辭學方法的陳舊、僵硬”的說法恰恰倒是認識模糊不清的反映。
在修辭學大踏步向科學化現代化邁進的90年代的今天，修辭學方法論的研究任務是：應當以繼承為基礎，努力發揮傳統方法的優勢；以移植為手段，汲取現代方法的精華，使整套方法的內容和結構趨於完善。這樣，我們才能在修辭學研究上有所突破、創新，才能迎來修辭科學更大繁榮的新高潮。